善意的歧視?
在社會學博士董一格看來,這種自我選擇的背后是一種“自我邊緣化”——“為什么我們從來不問一個男的如何兼顧家庭和事業?他根本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歷:考上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后來轉到香港大學讀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學碩士。但優秀如她,還是經常無法對一個問題給出滿意答案:啥時候結婚。
這似乎是女性必答題之一!拔覀兊奈幕瘍r值里有一些對兩性的預設,你會自覺不自覺地復制了這種不平等的邏輯!彼f。
而在上升渠道看似公平敞亮的象牙塔里,性別歧視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覺的。
王立銘的調查發現,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校園里。絕大多數女性受訪者在學術活動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性別歧視的存在。而與之相反,大多數受訪男性根本沒有意識到性別歧視問題的存在。
在女生們看來,這種歧視是隱形的,包裹在善意里。
楊景的老師曾對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雖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睏罹昂苁芗睿瑫r也隱隱約約感到,這默認了女生一般情況下對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銘身邊也充滿了類似偏見:“對女生就多照顧點”“女生不適合讀博士了,讀個碩士找個穩定工作最靠譜”……
董一格和其他有留學經歷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吐槽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怎么能理直氣壯地說出這么不正確的話來?
在美國留學時,她身邊的教授對性別問題非常敏感。這也自然,任何不當的言論都會遭到輿論攻擊,甚至有可能被起訴。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會因為性別歧視言論而遭到炮轟,被迫辭職。
她較真兒,經常在網上與帶有歧視色彩的言論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里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里卻經常收到長篇的鼓勵。
“大家其實都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只是不愿意公開表達出來。”董一格分析。
“巨大的文化壓力下,沒人愿意做一個trouble maker(挑事者)!彼f。
“雄性的領地”?
即使現在對性別問題關注如王立銘,也不會在同事聚會時“與人較真”。那些不合適的話,聽過也就聽過了,并不好做糾正。
歧視在孩子成長期就存在了。王立銘從小常聽見老師說,“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績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學理科”。當時的小男孩并沒有覺得有問題,反而還生出一種優越感。直到進入大學,和許多女科學家共事,他才意識到自己對女性能力的成見毫無道理。
當做了爸爸,他開始擔心:女兒也會聽到這些錯誤的暗示,怎么辦?
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學子,也無法完全擺脫來時的土壤。他的實驗室里有很多優秀的女生,想法新,很會設計試驗、分析問題。而當畢業抉擇時,她們中的一些最終選擇了離開校園,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縱使對科研仍有留戀。
王立銘驚訝地發現,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輕女意識強烈,即使女兒進入名校,還是無法扭轉。
他說,在整個社會文化的預設里,科研本來就是片“雄性領地”——“大部分人談到科學的時候,第一反應想到的八成是一個老頭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覺得,在這樣的預設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徑之一是完全抹殺女性身份。
這已經被驗證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學家會議上,一位生育了三個孩子的85歲老科學家坦言,除了在“三八節”,自己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別標簽的嘗試。而社會回應的另一笑話則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這個評價曾經讓楊景一度很不舒服。她還是嘗試著讓自己“習慣”起來,甚至在別人提起前主動自我調侃。但是,當工作結束,現實與未來的壓力一同襲來,她還是會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數學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講中回憶:自己很想像男同事們一樣,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還需要買菜做飯接孩子,身邊的媽媽都無法與她聊數學。于是,她養成了一個習慣:一邊做家務,一邊思考數學問題。
在董一格看來,這是一個屬于男性的世界。她很煩別人提起“男女還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頭上了”,或是“我們家我老婆做主,這還不女權嗎?”
她學習社會學,認為看清一切關系的切入點是利益——當最前沿的研究、最受關注的項目都由男性主導時,男性掌握著結構性優勢。
王立銘不覺得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但他也感慨:“無論是研究方向、專業、學科、領域,只要是比較積極地影響這個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臨問題。所以你說女性都消失了,她們其實不光是從學術界消失,還是從大多數能影響這個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來,現在中國經歷的,美國已經歷過一遍了。
她曾經雄心勃勃地找一個非常有名的女性社會學家介紹自己的課題,和中國性別不平衡有關的研究。老師表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并不新,因為美國學術界已經歷過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
她的很多老師都是50多歲的女性,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讀的博士,那時學術圈內發起的女性運動正在開花結果,哈佛大學出現了第一位女校長,美國社會學學會連續產生幾位女主席。
她期盼著目前對性別議題的關注能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變化終究是在發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2010 年評審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條件下女性優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將青年科學基金中女性申請年齡上限放寬到40歲,較男性的35歲增加了申請機會。2012年設立的優秀青年科學基金中,將女性申請年齡上限設定為40歲,較男性的38歲增加了2年的申請機會。
在國外,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NSF)設立的瑪麗·海姆項目,只面向那些“由于家庭責任或配偶遷徙而中斷或延遲了自身職業發展的”女性。荷蘭研究理事會的一項計劃,則幫助較低職稱的女性開展科研項目。
董一格是個河南姑娘,中學時轉入北京,對自己的口音特別敏感,經常被對“外地人”的調侃傷害。再后來輾轉求學,她逐漸意識到,對抗所有的歧視,無論是針對地域、種族還是性別,都需要更多一點警惕和敏感。
“改變就從公共輿論中明確什么是對、什么是錯開始吧!彼f,“我們需要一點‘政治正確’!
因此,她選擇較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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