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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立大成本觀念
　　筆者認為，目前的輿論導向在對待國內油企海外并購的問題上有一些不理智。在國家石油公司大規模開展海外油氣資產并購的浪潮面前，很多人只看到陽光的一面，不愿去正視“陰影”。若按照目前的主流觀點和邏輯，似乎海外遍地都是黃金，天上能掉下餡餅。
　　果真如此的話，全球眾多缺油國家油氣供需矛盾豈不很輕松地就可以得以解決？很顯然，問題不會這么簡單！在國際油氣市場尋求目標，應以物美價廉為追求目標。若以高于價值的價格購買了國外的油氣資產，那我們就成了“挨宰”的對象，未免就有些得不償失。所以石油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建立在成本觀念約束的基礎上。
　　對我國而言，在解決油氣資源供需矛盾的時候，一定要樹立多元化解決問題的思路，堅持成本的比較優勢論，絕不能忽視貿易這個主要渠道。盡管歷史上的高油價曾一度讓國內的石油公司經營遭遇“冰霜”，即使如此，也不能因為原油價格高漲就片面否定貿易補缺的方式，而把更多注意力轉移至國外的份額油。
　　近年來，國際油市的變化也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即份額油的成本不一定就比貿易油成本低。當國際油價一路高漲的時候，獲得海外油氣資產的成本往往也是水漲船高；當國際油價下跌時，海外油氣并購市場也會出現低迷。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石油工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我國石油公司歷年獲得的海外份額油主要是通過就地銷售的途徑進行經營和處理，而不是把份額油直接運回國內。這是因為高昂的原油運輸成本使份額油運輸到國內后變得很不經濟。在這種情況下，石油公司往往是把份額油銷售所得在變化地點的條件下重新用于購買國際市場的原油。從某種程度而言，石油公司海外油氣資產并購是一般意義上的投資行為，這也恰恰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所在。
　　那么，按照上述觀點來評判國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購，是否一定意味著海外并購并無多大意義，甚至是白忙活一場？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中國石油企業海外資產并購有其積極的經濟影響和社會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石油公司通過“走出去”經營海外油氣項目確實能增強掌控油氣資源的主動性，有助于培養國家石油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和我國在國際油市的話語權。
　　從價值規律運行的角度看，中國通過自身的努力有可能爭取到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條件，也有可能對國際油價走勢產生重要影響，但不可能改變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在價值規律的平衡和調節機制下，貿易油和份額油的成本是基本相當的。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是對價值規律最通俗的解釋。換個角度講，即使我國油公司能夠以低于國際貿易原油價格的價格成本獲得或保持海外油氣資產，那也極有可能是建立在政府為項目以外的社會經濟成本買單的基礎上的。國際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龐大的軍費開支和經濟實力做后盾，作為世界經濟強國的美國不可能以低于國際油價的價格獲得國際市場的原油。對我國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現在的政治外交也同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我國同非洲、中東等國積極的政治外交很大程度上是為石油資源的獲取服務的，但政治外交的突破通常建立在經濟利益交換的基礎之上，政治外交的背后往往就是金錢外交。若將政治外交的成本考慮在內，對海外油氣項目進行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評價，那么國內石油公司海外資產并購的價值和意義恐怕就需要重新估算了。
　　做活國內油氣文章
　　如前所述，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基本形式是價格背離價值并由此產生生產要素流動的調節機制。作為市場參與的主體，石油公司在確定是否介入海外資產并購時，一定要樹立大成本觀念，不能就項目論項目，要充分參考項目運行的社會經濟成本。在此基礎上，還需要處理好國內項目與海外項目的關系，科學地進行成本和項目盈利能力比較，為國內外油氣投資決策切實做好調研、判斷和比較，使投資決策科學化。
　　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不要人為地去劃定國內外的投資比例。從更深層次上理解和踐行價值規律，首先要求我們把國內的問題處理好。只有國內的油氣文章做活了，才能做到可進可退，能夠在國際油氣市場游刃有余。與此同時，我國海外資產并購自然也就有了話語權。
　　從辯證的角度講，對國外關注多了，對國內的關注便會相對少一些，這一點也值得我們警惕。當前，國內極力主張石油公司加大海外油氣項目開拓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堅持該觀點的主要理由是，一旦發生石油供應中斷，擁有份額油就擁有了主動權。這種觀點看似有道理，實則經不起推敲。主動權是一個有條件的概念，它若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礎上，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動了。
　　什么情況下會發生石油供應的中斷呢？無非有兩種情形：一是和平時期所有貿易伙伴同時對我國切斷原油供應，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會很小，有些杞人憂天；二是發生足以影響世界原油供應的大事件，比如戰爭。一旦后者發生，不要說貿易中斷，恐怕份額油的生產和運輸也會因受到風險“株連”而無法得到保障。
　　因此，我們在面對貿易油還是份額油、國內生產還是海外并購等諸如此類問題的抉擇時，不可先入為主，一定要堅持價值規律導向，堅持市場選擇，冷靜客觀地制定和選擇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