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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農民來說，投資幾千元買一件家電不是難事，但是購買建材則不同，它是以農民住房建設需求為基礎的。”鄧大才告訴本報記者，以他所調查的我國南部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農村來說，建一幢二層小樓至少需要8萬到10萬元，建一個三間平房也要五六萬。所以，如果農民自身沒有住房建設需求，靠建材補貼啟動這部分消費效果十分有限。
    中國社科院農村所杜志雄認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村經歷了兩個建房高峰。一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后，農民收入有了根本性改變，農民自主用房建設數量隨之大幅增加。二是90年代中期。當時農民住房增加主要體現為在原有基礎上的改善性需求。
    “從經濟發展規律上說，現在中國農村是否即將進入第三個自住用房建設高峰，還有待證明。我個人認為，在城鄉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中央出臺這個政策，更有利于改善農村住房條件。”杜志雄說。
    杜志雄建議，盡管“建材下鄉”已經寫入“一號文件”，但是不應該像“家電下鄉”一樣，在政策啟動之前，先給企業或者地方下達硬性指標，而應該因地制宜，確定當地實際需求，再由此確定下鄉產品數量。
    鄧大才認為，鑒于之前“家電下鄉”和“汽車下鄉”的一些經驗，“建材下鄉”過程中也要注意保證建材質量、降低產品價格、簡化補貼環節等問題，讓這項惠民措施真正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