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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日本諾貝爾獎“花開遍野”,而中國卻在諾獎上收獲無幾。中日文化等方面相近,到底日本在國家政策制度和科學文化方面有哪些特點,又是如何幫助其科技進步的呢?

談到科技興國,人們常常拿美國做標桿,認真研討美國的政策、法令、機制、做法,因為美國是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但作為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美國從本質上有著很強的求真、實證精神,再加上它實事求是、標新立異、勇于探索的傳統,美國的強大并不讓人意外。此外,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社會對外來人才的包容度非常高。這些都與我國的文化和傳統有較大不同。

相對而言,與我們地緣、文化相近的鄰邦——日本來比較和分析,也許對我們更有借鑒意義。中國人對于日本的情緒很復雜,雖然兩個民族在人種、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和文化等方面都很相近,但我們卻往往不太愿意正視日本的崛起。

日本科技在近年來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接連斬獲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連生物醫學領域的諾貝爾獎都在2012年有了零的突破,而今年的生物醫學獎,更由在日本土生土長,僅在美國做了幾年博士后的大隅良典一人斬獲。日本科學家獲諾獎,不僅增強了國民自信心和在世界的地位,也對日本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研討日本的一些做法,學習日本的經驗,可能會給我國的科教興國帶來一些借鑒……

科學家參與重大決策研討和制定

為應對美國政府提出的“腦計劃”(BRAIN),日本的大型科技項目“腦計劃”(MIND)應運而生。與美國相似,日本政府只是說“要做”腦科學計劃,而不指定“做什么”或“怎么做”。這完全是由一批資深科學家經過廣泛吸收神經科學界的意見,隨后反復討論形成書面意見,將整個戰略計劃的建議交給政府,幫助它做決策的。政府只可以決定“做與不做”,卻不能輕易改變“做什么”和“怎么做”。

相比之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前,我們的政府科技管理部門卻是對“做什么”和“怎么做”非常在意。很高興的是,這些部門現在開始探索改革了,將科研基金分配與科技政策制定分離。這應該是一個好的開端,是大好事!

實際上,對于科技政策,包括研究的領域、方向、投入的多少、可期望的結果等方面,最清楚的應該是科學家。但我國科學家對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重要的體制機制的改革和調整,重大科學問題的決策等的參與度還非常低。

有人會質疑,某些科學家在提出建議時會出于個人或所在單位利益的考慮。這種顧慮在目前中國現實環境中的確存在,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科技長遠發展需求來看,參考科學先進國家(譬如美國、日本)的經驗,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須要由“內行人”,即科學家來決定。國家應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避免利益沖突的制度來保障科學政策、決策的順利完成。

一個有效的辦法是用好“戰略科學家(能夠把握科學最前沿、具有國際威望和戰略眼光、能在中國開展工作、有公心、公信力、敢于承擔責任,并具有全局觀念的人)”。戰略科學家具有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利他性,他們考慮問題和行事都建立在有利于全局利益的基礎之上,而非個人利益。

對基礎科學長期穩定的支持

日本對基礎科學的支持曾走過一段彎路,也有過經驗教訓。他們也曾經有像中國現在這樣急功近利的階段,過分講究應用、科技成果轉化、投資回報等等。后來他們發現不能太過功利,那樣會導致經濟沒有可持續的后勁。很多重大科學發現一開始沒有明顯的應用意義,后來卻成了顛覆性的發現。另外,一個國家的強大,也表現在它基礎科學的先進,就是追求知識、好奇心驅使的科學探索,那是人類文明的表現。

日本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資是下了大力氣的。從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政府對科研工作的撥款總額增長了約六倍;到了80年代,日本政府進一步提出“技術立國”政策,用于科學研究的支出費用達1800億日元;到90年代,政府批準“科學技術廳”的預算突破5000億大關。由于這樣長期持續地對科學研究的投入,日本的科學家,尤其是一些精英學者可以比較安心地去從事基本科學問題的探索,而不必經常擔憂科學基金的申請。

在制度和文化上保障“外智”引進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科研硬件條件一般不會比國外差。但是很多從歐美等科研先進國家引進的人才歸國后還是感覺“水土不服”,這與整體的社會環境這個“軟條件”有很大關系。加強對歸國人才的安置工作,必須要努力提升這個“軟條件”。

日本國際化程度高,對外國人比較友好。譬如,日本的“理研”(RIKEN)國際化程度非常高,有很多不同人種的科學家,那里也有很好的服務體系來支持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不同國籍、族裔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可以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科學火花,對科技進步極為重要。

著名政論家Thomas Freedman 總結了美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移民。我們對科技人才的引進,目前主要局限在“海歸”的中國人,很少有對其他人種科技人才的延攬措施。

我們在引進人才之后,還應該完善人才安置的后續工作,使其能快速、平穩、順暢地融入整個社會環境。其中,最基本的工作應是簡化各種繁復的手續,放松政策環境,催生相應專業化服務產業的出現。

 日本人的認真、嚴謹和堅持

很多人都注意到,別出心裁和突發奇想的創新往往不是日本人做科研的強項。他們不是那么有創造力和想象力,也不那么善于首創或開辟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日本的學術界也不是那么地崇尚冒險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人的科學成就主要靠的是嚴謹、認真和堅持。

事實證明,依靠嚴謹、認真和堅持也能做出世界級的重要工作。饒毅曾說:“單靠認真的人群做出非常突出工作的比例較低,需要較多的人認真工作才能產生少量非常突出的工作。也正因為如此,普通人靠認真而做到諾貝爾獎水平的工作,也就表明這個國家有很多人在認真做科學技術,反映這個國家的科學技術不僅發達,而且很普及。”

日本人的認真、嚴謹和堅持,與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很大關系。日本這個民族喜歡追求極致的完美,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匠人精神。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可以花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并將這件事做到極致。要證明一個科學現象或原理,也是要不斷重復,用各種方法仔細推敲。他們認為發表一個粗糙的、最后不能被重復或是錯誤的東西,是一種羞恥。那種勤勤懇懇、一絲不茍和長期堅持的工作作風,在日本科學家中非常普遍。相反,在當今中國科技界,“短平快”是時尚,幾個月做出的東西就要發文章,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很多發表的成果不可靠,不可重復,影響很壞,對中國科技的長期發展也極為不利。

我所認識的一些日本科學家,不太欣賞所謂“彎道超車”這樣的說法,也不會輕易地放棄一個課題,更不會經常更換課題,這與中國當下一些人游走于熱門領域,專挑影響因子大的課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別。正因為如此,我的朋友,著名神經科學家中西重忠(曾做出過有諾貝爾獎水平的工作)告訴我,他對選題是極為慎重的。從我的觀察來看,他們一般會選擇技術上很困難,需要耐心下功夫的題目。從事研究的時候也是非常講究規范,一步一個腳印,嚴格按照程序做事情,長期堅持。這樣也可以做出很優秀的工作。

科技界崇尚秉持誠信文化

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指出:日本是一個擁有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這對科學的好處是多方面的。科學研究是一種創新的活動,對科學家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誠信,來不得半點弄虛作假。對科學問題的探討必須實事求是,對科學結果的表述也必須真實可靠,任何夸張、誤導、模棱兩可都會危害科學的可信性。

科學家之間的交往也需要誠信。日本科學家之間普遍具有的較好的信任、忠誠和雙向責任感,能夠激發人與人之間充滿信任感的團隊合作。躲躲藏藏、懷疑猜忌、隱瞞或說謊的現象在日本科學家之中是罕見的。對他人科研成果的信任,能夠有效避免大量繁復重復性工作,進而形成一個高效的科研環境。而在當下中國,誠信的普遍缺失導致了大量地作假、剽竊、夸張、搶奪課題和爭奪作者權等事情持續不斷發生。

日本還是一個講究“廉恥感”的社會,作假往往會付出比在其他國家嚴重得多的代價。例如,聲稱發現新型全能細胞——STAP細胞的小保方晴子,幾年前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后曾引起國際干細胞領域的轟動,但隨后即被指出可能存在學術造假行為。接下來,整個日本社會對其所在研發團隊的信譽不斷提出質疑,就連與他們曾經合作過的學者都迫于強大的社會壓力,出來澄清自己是否有過學術不端行為。

一次學術不端行為,可能會葬送一個科學家的整個學術前途。這與日本人具有的強烈榮譽感和廉恥感有很大關系。就在小保方晴子當眾道歉后不久,其所在的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導師笹井芳樹自殺以向公眾謝罪。強烈的“恥感”讓笹井芳樹認為,只有自殺才能洗刷恥辱。如此高廉恥感的社會,能夠孕育出嚴謹而求實的科研環境。而中國目前科學界有著嚴重的浮夸和急功近利的氛圍。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不管用什么手段,欺騙包括隱瞞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誰做出來誰就是英雄。長此以往,將嚴重阻礙中國科學界的正常學術交往和合作。

(作者魯白：《知識分子》主編、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