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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北大校園，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趕地鐵。如果大學校園里的教授們、學生們也都沒有“悠閑”，沒有不著邊際的思考，沒有特立獨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們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職業培訓”了。把大學降到職業培訓的層面，實在讓人擔憂。

  問：我們的調查顯示，現在高校老師的壓力都很大。老師的壓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學排第二。90年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還感覺老師都很愜意，但是現在沒有這種感覺，很多人都在忙。有忙著報銷的，有忙著去結項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老師都感到沒有一種很好的狀態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這種情況？您認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評價體系決定的。我不知道你們在做調查的時候，是否有細分受訪者的專業？不同專業的情況大不一樣，不要一鍋煮。比如說，有的專業期待天才少年，有的專業出大成績必須熬白了少年頭。你做數學研究，四十歲還沒什么大動靜，就不用再做了；而對于文史哲學者來說，四十歲才剛開始呢。所以，不同專業對待“少年才俊”的定義及態度不一樣，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時代的年輕人，“脫穎而出”的概率不一樣。現在的學生要出頭，比我當時要困難得多。我是七七級大學生，“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我們那一代人“出來”很容易，只要有才華、肯努力，就有機會。因為那是一個大轉型的時代，年輕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時代的曙光，也很容易獲得大展身手的機會。而現在，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文化等都處于“平臺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徑及規模已經形成。“平臺期”年輕人的出頭，肯定比變革時期的年輕人要困難很多。

  問：大背景是這個樣子，那落到中國現在具體的狀態呢？

  答：高校教師現在面臨的壓力，有學術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學上的、更有整個社會以及周圍環境的，我們必須一個個梳理。看哪些是屬于個人的問題，哪些是屬于社會的問題，還有哪些是學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說過，當下中國的大學校園處于“分裂”狀態。以前，我們習慣說“知識分子問題”，認定那是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特殊群體，現在不是這樣了。不說政治立場的差異，不同地區、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教授，其經濟收入與精神狀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比如，同在北大教書，做人文學的，與做經濟、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這邊嘲笑那邊“迂腐”，那邊嘲笑這邊“淺薄”，彼此之間很難再有真誠且深入的對話。

  這是大的背景，還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專業領域。比如，以項目制為中心、以數量化為標志的評價體系，對人文學的傷害遠比對社會科學大。而最受傷害的是從事人文研究的年輕學者，因現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學研究需要厚積薄發，這就導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輩學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學的年輕人，很容易被邊緣化，甚至被甩出軌道。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是這樣的“小聰明”無法幫助真正的學術發展與創新。

  目前中國大學，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都過分追求科研項目及論文數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們的論文多起來了，數字也上去了，大學臉上有光，但整個學界的狀態并不理想。我曾經引用梅貽琦、潘光旦的《大學一解》，說為什么大學非要有“閑暇”不可，就因為“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而現在的狀態，即使是北大校園，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趕地鐵。如果大學校園里的教授們、學生們也都沒有“悠閑”，沒有不著邊際的思考，沒有特立獨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們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職業培訓”了。把大學降到職業培訓的層面，實在讓人擔憂。

  問：難道北大也是這樣嗎？

  答：北大相對來說還算是比較好的，一直在抵抗這種數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實，一個好的學者，不一定寫那么多論文。我曾引用鐘敬文先生晚年的話，他說他活了將近一百歲，一輩子也就三五篇好論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拼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著點，慢工方能出細活。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出幾篇自己滿意且在學界有影響的好論文，這就很不錯了。而現在，要是一年只寫一兩篇文章，會被領導批評乃至懲罰的。

  問：那學校肯定饒不了你了。

  答：現在中國學界，過分看重數字，間接鼓勵粗制濫造，這會有嚴重的后遺癥的。既然誰都明白，為何不實事求是，給老師們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這就是評估體系鬧的。你當領導，就得肩起責任，努力抗拒這個潮流，即便因此而臉上無光，甚至被撤職，也在所不惜。但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問：過去的學者沒有這種壓力嗎？

  答：當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當史語所所長時，曾經要求所有剛進所的助理研究員，三年內不許寫文章；即便寫了，也不要發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會很不高興的。傅斯年是史語所的大家長，有這個權威，大家聽他的。而且，這么做也有道理，逼著你認真讀書，沉潛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間的導師王瑤先生，也認定研究生在讀期間沒必要發論文。他指導的碩士生錢理群、趙園、吳福輝、凌宇、溫儒敏等，都是在畢業后才開始大發論文的。因為念研究生這幾年，允許你心無旁騖，拼命讀書，這種訓練與積累是管一輩子的。現在可好，碩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發文章，整個學習狀態完成變了。

  我以前指導研究生，也是讓他 / 她們多讀書，勤思考，少寫作，不一定非發表不可。現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為很實際的問題—學生找工作需要“靚麗”的成績單。以前招聘單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認定你質量有保證，肯定行。現在各大學為了“公平”起見，由人事部負責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數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級別的雜志上發的。今年我指導的一個博士發文章的“級別不夠”，可我知道他的實際水平，給對方院長寫信，答復是：我們相信你的判斷，可人事部那邊……

  問：現在是看著您的面子也不夠了。

  答：最后兩邊努力，還是有比較好的結果。在國外，博士論文答辯前，不允許部分章節提前發表；而在中國則相反，答辯前必須多發幾篇—而這往往是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答辯委員會缺乏自信，把發現人才、裁斷論文的工作，部分交給了雜志社編輯。

  總之，當下中國大學，問題多多，危機重重。有的問題是衍生的，有的則是主導性質；在我看來，最為關鍵的是高校的“大躍進”，以及與此相關的評估體系。過多的評獎、過多的評估、過多的考核、過多的行政干預，導致今天中國大學的諸多亂象。

  我再三說，此舉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師。因為五十歲以上的教師，或者足夠好，考核不考核無所謂；或者“死豬不怕開水燙”，我就是這個樣子，你還能拿我怎么著？四十歲以下的教師，一方面還有朝氣，還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來；另一方面呢，學校壓給他 / 她們的任務比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現實層面的考慮，人在四十歲以前，還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無奈，現實就是這個樣子……

  說到這個問題，很多人舉薪水低作為例子。我承認這是個問題，但平心而論，高校里的年輕人，待遇還是可以的。你們看一下我編的《筒子樓的故事》，很多北大學生看了流淚，說沒想到老師你們當年是這么走過來的。我當然希望年輕人生活好，但所謂“一步到位”是不現實、也是不合理的。年輕教師之所以覺得委屈，是因為他們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圍環境的壓力。比如說，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沒有迅速致富的條件，不會有那么強烈的失落感。當時整個社會風氣不允許你“炫富”。你真這么做，周圍的人會看不起你的，哪像現在這個樣子。當然，即便今天，像北師大那位“炫富教授”，也只能說代表了一種趣味。這“趣味”基本上不屬于人文學者，只有商學院的教授才說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學商學院的教授，也比文學院教授掙錢多，但他們一般比較低調，絕對不敢如此炫耀。

  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出問題，過于崇拜金錢，這是高校教授感到壓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我不想把大學里的青年教師說得特別慘，那不符合實際。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資本。比如說，“北大教授”這個牌子，本身就給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較窮，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資低這個事情說得太過分。但另一方面，作為政府，你有責任讓教師及科研人員比較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我說的不是“富裕”，而是“體面”——具體說來，就是衣食無憂。

  其實，我更想說的不是錢，而是職稱。這對青年教師的傷害更大。在大學里，四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尤其是副教授，正處于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應給他們創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條件。再年輕一點，還處在學習階段，積累不夠；而過了五十歲，尤其是出名之后，各種社會活動太多，會影響思考和研究。年紀再大點，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十歲是一個人心智成熟而且還有理想的時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學情況不一樣，北大青年教師的最大壓力不在薪水，而在職稱評定。不知道你們大學的情況怎么樣？

  問：壓力也非常大。

  答：據說，北大教師晉升教授的平均年齡是這樣的：自然科學三十八歲，社會科學四十三歲，人文科學四十六歲。換句話說，你在北大教書，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歲，才能評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學不一樣，有的為了搶人才，三十歲就給你正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積壓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歲才能過關，這有點殘忍。并非所有的教師都能評上教授，但對好學者來說，早點評上正教授，心理狀態及生活環境都比較穩定，那樣才能定下心來做大的研究。我記得申請重大課題時，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問：副教授可以申請一般課題，但不可以申請重大課題。

  答：我給學校提建議，晉升職稱應該像國外大學一樣，采用“評審制”而不是“名額制”。只要你足夠優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請，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學去匿名評審，通過了就提升；通不過，不只升不了，說不定還要走人。你自己判斷，有把握就提出申請。現在臺灣、香港的大學也都是這么做的。老師們都很刻苦，要到國內外學界去競爭，壓力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學術上的壓力，跟人事什么的沒多大關系。

  我們現在采取的是“名額制”——給你這個單位多少晉升教授的指標，然后由本單位的學術委員會來評定。這里有學術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換。這樣一來，有才華且有個性的青年教師會覺得特別痛苦。為什么只給你這么幾個指標呢？因為比起其他大學來，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內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學的教授比例都比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這個比例壓下來，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現。我接觸過很多北大年輕教師，最關心的不是錢，而是職稱。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榮譽——我做這個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學界及同事的承認；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會很傷心的。然后，你到全國各地開會，發現阿貓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還是個講師或副教授，當然很傷自尊心。

  因為采用名額制，使得我們這些當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評職稱的時候，感覺特別不好。你必須仔細考量，有人工作時間很長，有人所從事的專業人才稀缺，有人年輕但成績非常突出，你該怎么選擇？而且，不是你說了算，那么多學術委員會委員，各自思路不一致。每回的評審結果，不全是學術判斷。評審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打過招呼”，這個人是否走過“后門”，那個人又是和誰更要好。總之，這么做，互相猜疑，內耗不少。學校好辦，讓人事部核定教師人數，撥名額，院系你自己去解決吧，“打”完了再往上送。這么一來，系主任是有權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難受，老覺得對不起有才華的老師。因此，我給校長書記寫信，建議向歐美大學學習，讓青年教師一心一意做學問，不必考慮周圍的人對你觀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種“婆婆”臉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謹小慎微的，哪還會有什么一流學者。

  如果因現實條件限制，評審制實行不了，那就把四十歲以下的和四十歲以上的分開處理。四十歲以下的教師申請教授不受名額限制，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破格提拔”。我當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我1992年評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歲，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歲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爭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規定，四十歲以下的教師，若確實優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學校來答辯。答辯通過了，不占系里的名額。這個“破格提拔”的評審很嚴格，一般不會濫竽充數的。若干年后，這個名額才回到系里來。對于優秀的青年教師來說，盡早給吃定心丸，解決后顧之憂，可以專心治學，不至于整天雞飛狗跳，　為那些亂七八糟的雜事操心。我給北大校方出主意，最好采用第一策，實在做不到，那就第二策吧。很可能是“說了等于白說”，不過，白說也要說。

  之所以說這些，有一個基本思路：如何讓年輕人感到有希望，覺得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最近報刊上常見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的大事記，好多將1977年的恢復高考列入其中。除了“撥亂反正”的政治史意義，還有科學發展人才培養等，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看到了希望。對于當初的下鄉知青來說，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艱苦，而是沒有希望。一個時代，如何讓最優秀的年輕人看到希望，這很關鍵。每個時代都有人才，問題在于，執政當局如何讓人才發揮作用，不至于被埋沒。人的智力其實相差不大，差別在于居上位者是否給希望、給機會。如果有希望、有機會，那么，很多人就會拼命努力；雖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達成愿望，但整個社會就在這種“努力”的氛圍中向前發展。

  我說過，大學里急需兩種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搶的學術大師，一是潛力無限的年輕學者。前者可以出高價購買，后者則只能自己培育——這點全世界都一樣。目前國內各大學都傾向于“選才”而非“育才”，我認為這是一個偏頗。

  問：我覺得您說得特別對。另一個問題，如果職稱只重視科研，那我就不用管教學了。因為教學是一個良心問題，教好教壞完全看你個人，它又無法考核，那我就只管搞科研，不用負責學生了。現在青年老師大部分都是這樣。

  答：今天大學里評職稱，確實是以科研為主。大家也都意識到你說的這個問題，教師在教學上投放的精力遠遠不夠。

  問：您看那個時候的西南聯大，本科教育是它最好的教育，然后出了一大批“大師”。

  答：西南聯大為什么會有這個狀態？某種意義上說是“歪打正著”。戰爭狀態下的西南聯大，教學科研條件很差，學校甚至專門開會，討論如何處罰那些沒有“按時還書”的學生。因為圖書館就這么點書，對老師對學生都非常重要。西南聯大的本科教學為什么做得好，其中有一點，就是因儀器設備嚴重不足，教授們沒有辦法做高深的研究。尤其是理科教授，有學問，但無法做科研，正好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培養學生身上。那些聯大學生，比如楊振寧、李政道等，到了美國之后，發現自己的基礎比美國學生還好。我們常說，西南聯大的學術質量很高，我加了個注，是本科教學特別好。西南聯大也培養研究生，但數量不多；聯大九年培養出來的研究生，也就大概等于目前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數。

  說這些，是想提醒大家，對于大學來說，本科教學最重要。有能力，那才開辦研究院。現在，所有中國大學都在向“世界一流”狂奔，拼命把自己往上拔。可要是沒那個條件，挪用了本該用在本科生身上的資源，那是得不償失的。結果必定是，研究生沒教好，本科生也沒教好。這十幾年中國高等教育“大躍進”，數字確實很好看，硬件上也有很大發展，教育部認為了不起，我卻斷言后患無窮，日后得花很大精力來“糾偏”。

  爭論的焦點在于，在一段時間內，竭盡全力“把餅做大”，結果會怎么樣？可能是“廣種薄收”，也可能是“劣幣驅逐良幣”。就看你的立足點及視野。比如，原來我招一百個學生，現在擴大到一千個，那一百個肯定還在其中；原來只需要一百個教授，現在擴大到一千個，那一百個估計也跑不掉。這種思路，我稱之為“廣種薄收”。培養的人才比以前多十倍，即便很多不合格，但總有好的吧？但他沒想到，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若風氣不好，那一百個優秀學生，被擠到了邊緣，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以中文專業為例，最近這些年，每年培養一千多個博士，這些博士是要當教授的，還要當系主任、當院長、當校長，若他們不合格，日后將是何等局面？中文專業底子厚，還算不太離譜；很多“新興學科”，步子走得更快，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收場。

  問：陳老師，您覺得，在您的生命歷程中，最好和最壞的時代分別是什么時候呢？為什么？

  答：最差的時代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是80年代。

  問：80年代給您一種什么感覺？

  答：那是一個有理想、有希望、年輕人朝氣蓬勃的時代。

  問：看到您對80年代的評價是“元氣淋漓”，那您能不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現在這個時代？

  答：今天這個時代，很難用一個詞來形容。

  問：是不是太復雜了？亂象橫生。

  答：也不能這么說，“亂象橫生”這個詞太貶義了，有點情緒化。現在這個時代，我更愿意說它“平庸”。整個社會在發展，民眾生活在改善，當然，矛盾也在積聚，危機依舊四伏。我之所以說它“平庸”，是相對于上世紀80年代。現時代的年輕人太現實，缺少理想性，很多人不想著“做大事”，整天琢磨如何“當大官”“賺大錢”。我說80年代“元氣淋漓”，也不是沒有缺憾，而是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你明顯感覺到有一股“氣”在支撐著。不是單純的“好”或“壞”，而是那個時代的青年“很陽光”，這點讓我追懷不已。

  問：您90年代的時候還寫過一本《學者的人間情懷》的書，您覺得現在，特別是那些年輕學者，他們還有“人間情懷”嗎？

  答：我哪敢說現在的學者“沒有情懷”啊。

  問：您當時不是說到這樣一種矛盾嘛，學術與議政之間的矛盾，包括知識分子與媒體之間的關系。您覺得現在的這個狀況應該怎么評價？

  作者 | 陳平原 來源 | 《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