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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這可能是很難打破的記錄。我注意到您還在很多其它場合提到“成績歸功于科大”，顯然您在科大學習與任教的經歷是愉快的，能否請您回憶在科大建立實驗室開展研究的情況？
    吳：我很喜歡科大的環境，文革后國內還很強調政治掛帥，科大非常寬松，幾乎沒有政治活動。管理也很寬松，科大老師很年輕，講課之余也和我們聊天。我們經常到馬興孝等老師家去閑聊，他說話也很風趣，學到不光是專業知識，還有做人的道理。我辦公室掛著的條幅“做人，治學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學”。這句話最早從馬老師那兒聽到的。
    回科大主要是由于俞書勤和何天敬老師（化學物理系系主任）的幫助和邀請。俞老師時任化學院院長，為化學院發展盡了全力，我相信科大發展史上會留下他的名字。舉幾個例子：朱校長是俞老師請回來的，他得知朱老師有意離開大連化物所就積極運作把他請回來。俞老師知道劉有成院士可能回家鄉（注：劉有成院士是安徽舒城人），就積極操作。引進人才做起來需要兩邊溝通，跑斷腿才能做成。要不是俞老師的幫助，我不一定能回來。十年前，內地還有很多麻煩手續，我在香港也剛剛起步，壓力很大。我沒有精力面對的事，俞老師都幫我做了。杰出青年基金申請書，都是俞老師幫我弄的，包括打字。科大的房子，何天敬老師和他夫人張老師幫我購置家具、床和其它很多東西，還有其他老師，年輕的何衛東和梁好均老師以及學生們也幫了我很多。我真的很感激他們。學校給了很大支持，我沒有實驗室，朱校長從他實驗室借了間房子給我；我沒有錢買激光，用的是他的激光。我起步完全靠他們支持。今天我實驗室條件很好，無論是實驗室面積、設備都要比香港好一倍以上。
    劉：地方比香港大，這很容易想象，但設備也更好么？
   吳：很多人都不容易想象，事實上香港條件很受限制，這絕非我個人情況。如今香港高校跟國內比沒有優勢了，儀器設備不比國內強，學生素質，香港永遠比不上國內，就像如果科大只能在合肥招生，肯定要完蛋。我在香港實驗室只有90平方米，科大給了我近200平方米。目前香港唯一優勢就是這批教師，比國內平均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