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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風雨，回國路漫漫

    劉：您曾經在德國BASF公司工作過，這對您今后研究有何影響？促使您回到學術界的原因是什么？
    吳：為什么要回到學術界的問題，是因為我不想做完全應用的問題，回到學術界我可以做基礎研究，以及那些來自應用中的基礎問題。我以洪堡研究員身份去公司，可能是洪堡研究員中唯一為公司工作的。我很感謝我的洪堡研究導師Dieter Horn博士，他是部門主管，是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后，以前做的就是我這一行，對我非常關心。在公司經常都要寫報告，我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寫作不多，他還常常幫我修改報告的英文。很不幸的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將終生記住他給過我的幫助和鼓勵。所以，我一直認為自己的運氣很好，盡遇到好人。
    我1989年5月30號離開北京，剛到德國還在旅館我就聽到電臺新聞，知道北京出事了。我并沒有想一年后不回國，但只能推遲回國，想返回美國。公司對我說，如果你要回家，我們不阻擋；如果回美國，為什么不留在我們這里工作呢？我認為德國工作簽證非常難拿，或許比美國要難拿十倍（現在容易些），他們回答，那是公司的事情，就幫我辦工作簽證。公司說這個位置的人才整個歐共體找不到，甚至準備好了，要把官司打到聯邦法庭。
    這中間有個插曲，公司董事會成員約見我，我們級別相隔四層。我的組長在公司十三年，從來沒有和董事單獨談話。這次談話讓整個部門和組里都非常緊張，我要出了漏子，他們臉上沒光。當時我差不多是他們整個研究部門，1000多個博士中唯一正式雇傭的東方人，董事會不太理解部門為什么要雇傭一個中國人。德國和美國不一樣，進公司后通常不能解雇，所以非常謹慎，最后董事會對我還算滿意。公司人事部門研究人員主管見我，也覺得手續很難，想鉆一個空子，因為當時德國政府給中國學生“六四”特殊簽證，如果走這條路，簽證會很好辦。我一下子給他頂回去了。不是跟愛不愛國有什么關系，我覺得他冒犯了我，我原話是“You have a job open。 I think I am the best person to fit the job. You only need to concern whether I am the best to fit the job. Whatever happened in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job application”。他下不了臺打圓場說不是那個意思。我說不是這個意思就好，該怎么辦就怎么辦。這是工作，跟政治沒有關系，您只要考慮我是否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