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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社會，時尚傳播，信息在傳播中產生各種新的認識與價值。今年以來，先是浙江大學爆出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校方處理結果：把賀海波“開除出教師隊伍”，所在研究室主任吳某因“監管”不力被撤職“解聘”，那位北京來的兼職院士也因“院長”期滿不再“續聘”等等。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央視節目主持人評論浙江大學“刑不上大夫”。這很明顯：除了研究室主任的“監管”不力，浙江大學的博士后工作與科研主管部門乃至校領導就沒有“監管”責任嗎？現在，楊倫“抄襲”事件又牽涉到遼寧大學陸副校長，遼寧大學方面表示，“抄襲”系楊倫一人所為，陸副校長署名僅為幫助學生的論文得以發表。總之，大凡領導部門和領導同志，盡管“涉案”，但總有原因和理由“脫身”。博士生和博士后，平時干活，“案發”獲罪，任勞“忍”怨，比如楊倫對即將到來的“處理”就表示很“理解”。
    我認為，除了個人品德因素外，抄襲造假行為的根本原因說到底還是工作崗位及其伴生的職稱、課題、項目等等社會資源缺乏“保障”造成的。正是為了爭取這些稀缺資源，謀生存，求發展，才不斷有人心存僥幸，鋌而走險。如果能夠不被揭露甚或在“權威”庇護下蒙混過關，他們就可以留在學術重鎮，或進入理想的專業崗位工作；但現在崗位有限，必然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對那些沒有或不敢、不屑于抄襲造假的同行、同學們，提出挑戰。這已是行內潛規則——誰敢視而不見？！
    面對日益激烈的崗位競爭和某些監管缺位，部門利益往往使導師和領導的責任形同虛設（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中，他們還必須“掛名”、“簽名”和“出名”）。因此，不僅要嚴懲害群之馬，還要深刻揭露“害群”的學術潛規則！目前，這方面的“動作”不大，甚至認識不清，更缺乏學理爭鳴。我們需要的是“源頭治理”而不能指望“殺一儆百”。教育部部長周濟要求將學術道德教育納入高校課程，對學術不端行為要嚴懲，要動真格的，要像體育界反興奮劑一樣，采取“零容忍”。然而，此類學術“事件”，年年月月“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陋規”不除，后患無窮，又怎一個“零”字了得？“零容忍”只是不姑息，說到怎么動“真格的”，近年來官員引咎離職不在少數，此類做法可資借鑒。“陋規”依舊發展并“可持續”，嚴格“自律”就難開新篇章——這是領導層面的學術“劣幣驅逐良幣”。權力伴生“學術腐敗”，就是對學術“劣幣”的變相支持和鼓勵。
    對競爭失敗、落選乃至“犯規”淘汰的“研究生—博士后”等青年科技人員，從人道主義的視角來看，也應該建立“能上能下”的改行、退出機制。對于“刑釋人員”我們還講政策、給出路；對于“賀海波”與“楊倫”們，有關單位也要妥為安排，給予革面洗心的教育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因為“研究生—博士后”群體正值青春年華，他們在科研第一線披堅執銳日夜奮戰，生活待遇低，經濟狀況差，面對學業任務、職責失誤和過錯，他們要承受巨大的精神與生存壓力，近年來，關于學者、學生（碩、博研究生）自殺、猝死的報道并不鮮見。幾乎同時，社會上“官學勾結”早已司空見慣：有多少司局乃至省部級高官年近半百，根本不聽課、不到校，甚或請人“代學、代考”取得名校的博士、碩士學位，因此在學界、仕途左右逢源，對相關資源形成“掠奪性”霸占，從而使科研一線人員淪為弱勢群體——這也是一種學術“劣幣驅逐良幣”，不過形式特殊而更加隱蔽罷了。這比抄襲、剽竊和論文造假的危害性更大更丑惡！但卻引不起社會與學界的警惕，更很少被我們名牌大學與研究生院的領導們所提及。這種現象反映的價值導向和發展趨勢，亟需引起我們的反省和深思。
    前不久，英國《自然》雜志曾發表社論指出：應該從科研不端行為發生狀況、預防和處理機制等方面建立一套標準體系，來衡量某個國家的科研誠信度。我認為這同樣必須以人為本，尤其領導應該率先“自律”，因為環境和權力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兼“公倍數”，自成一方“天地”和“氣候”；“江南為桔，江北為枳”。如果哪里的科研體制與高校總是難以根除論文造假和抄襲，我們就應該追究領導，公開“問責”：為什么正不祛邪？他們那里是否存在學術“劣幣驅逐良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