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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游學于歐美、在中國主持中西丈化研究項目的著名外籍教授Dan Ben-Canaan（丹•本-卡南）博士在《環球時報》上撰文，痛陳中國學者學術不良現象，痛惜中國學者白白失去增進學術水平的許多機會，痛斥中國學者為“廢紙生產者”。
像丹• 本-卡南博士一樣持有類似觀點的中國批評家并不鮮見，但這樣“刺耳”的觀點從一個外國學者口中說出，實在非常少見！不能不承認，卡南博士有些觀察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失誤，但是，就如德國漢學家顧彬直訴中國當代文學“垃圾”一樣，有時不用點激烈的言語，不足以震醒國人。
    丹• 本-卡南的刺耳之聲正好出現在前不久中國教育部宣布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完善的現代教育體系之時，也出現在西方謀體“猛夸”中國年發表學術論文總量已經居于美日之后，成為第三學術“數量”大國之時，這樣刺耳之聲正好可以給我們對今天日益充斥著浮夸風的學術氛圍進行冷靜的反思。
    我們就從所謂的“國際學術會議”風說起。據卡南博士所言，一次在東北舉行的有28 名國際知名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盡管中國學者提交了數十篇論文，但真正到場來交流的撰寫論文的學者卻只有兩個！中國學者如此“怠慢”國外同行，令這位在中國工作了多年的以色列學者震驚。那么，中國學者顯示出如此厚重的“惰性”，是因為他們對國外學術權威的恐懼心阻礙了他們參會交流的勇氣？還是因為不與外國學者交鋒觀點，照樣可以坐擁“學術帶頭人”頭街使然？
    近年來，全國各高校大興“國際學術會議”之風，花重金請來國際學術權威參會，外國學者抱著與中國同行近距離交流提高的心理遠道而來，卻被主辦方“請來請去”，不是陪領導“請吃喝”就是做廣告“請旅游”。盡管國際學術會議表面風光無限，前擁后呼，媒體報道，領導出席，但多半華而不實，學術本位錯置，行政“形象工程”先行。在這種環境下，誰還真正在乎國際學術交流這樣花了大本錢的機會？
據一份中科協統計的資料表明，中國近年來舉辦學術會議的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從2003 年的144 次，上升到2006 年的316 次，參加會議人次也從2003 年的3.19 萬人次上升到2006年的8.24 萬人次。然而，天津大學主持的調查發現對這些學術會議的“學術認同度”不足40%，多數人持消極看法。
    造成大范圍“學術不良”局面的原因，除了在于學者群體“學養”不高，學術規范“內化”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整體的學術評價體制存在諸多制度性漏洞。重數量而輕質量，重發表而輕原創，只講某一單位年均舉辦什么級別的國際學議，不講國際會議實質在哪些學術累進上有什么新的探索和突破，只講學者發了多少論文，登記了多少專利，并不講哪一篇論文或哪一項專利真正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和獲得怎樣的社會效應。長此以往，投機取巧的人受到鼓勵，而老實本分于學術研究的學者則大受排斥，學者們淪為“廢紙生產者”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是重慶學者石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