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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柏林大學的建立，確立了科研在大學中的地位，提出大學不僅要保存、傳遞知識，同時還要創造新知識，科研不僅要服務于教學，也要以發展科學為目的。柏林大學的創辦者洪堡明確提出“教學和科研的統一性”原則，主張將教學和科研形成“一種連續發展的統一體”。美國著名的教育批評家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像其他人類組織，如教會、政府、慈善組織一樣，處于特定時代總的社會結構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學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會將各種新事物拒之門外，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也提出“服務應該成為大學的唯一理想”。大學服務功能的確立，意味著大學正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哲學理想走向社會實際，從象牙塔變成了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培養人是大學與生俱來的職能，早在公元11至13世紀，中世紀歐洲的大學是一個探討學問的神圣場所，用神學、法學、文藝、醫學培養人才，為國家宗教事務、法律、管理市政等提供人才支持。文藝復興后，大學用“七藝”來訓練學生的心智和培養學生的文化修養，旨在培養紳士。19世紀后，大學開始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人，注重“通識教育”，強調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由科學而達至修養”的人文理念的形成。
 
    密切聯系社會，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是時代賦予大學的神圣使命。比如當下中國是碳排放大國，在聯合國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時，我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國”在哲學上來講是對生活在這塊版圖上的人們物質的、精神的抽象和集合，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哥本哈根的減排承諾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對世界負責任的承諾。在碳排放問題上，大學具有不可推卸的碳責任。那么，大學如何履行自己的碳責任呢？在筆者看來，大學是在履行其職能的過程中實現其承諾的。負責任的大國，需要負責任的國民，更需要負責任的大學，需要關注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學。
 
    從20世紀起以及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氣候、環境和能源是人類發展無法繞開的問題，很多人說下一次發生的危機，不是次貸危機、經濟危機和戰爭危機，而是所有地球人都必須直面的環境和能源危機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因此，教育已轉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主旨的科學發展，這就要求大學應該培養具有環境意識和能源責任的新一代合格公民。當然這里講的合格公民是要求具有提高能效、節約能源，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利用的人，其中也包括控制自己碳排放的要求。如從身邊的點滴小事做起，少開車，少開空調，少乘電梯，注意節電、節油、節氣和回收等等細微的最基本的知識。
 
    我們知道目前很多大學的科研已淪為滿足私利的幫手，已經成為沒有任何指涉和期望之事，無關國家命運與人民福祉之緊要，更無從談起滿足教學與育人。在洪堡看來，科研是在大學中最能體現“自己發現問題自己尋找解決辦法”的方法。正如洪堡所言，在人類社會從粗放發展進入到生態發展模式時，大學應該“發現”環境、能源、氣候的核心問題，并“尋求”在制約人類發展的關鍵技術問題上的突破，通過這種“尋求”過程來培養服務國家和人類發展的棟梁。我國政府作出的減碳承諾，需要我們的大學積極行動起來去破解這一難題，全方位多層次地為國家發展服務，因為大學的生命力就在于與國家、世界、人類的緊密關系和需要之中。
 
    大學進行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引領社會發展，為社會服務，這種引領作用是其他任何機構都無法取代的。正如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所言，“大學具有承擔推進創新過程的發電機的核心角色，以及創造財富的巨型引擎的潛力”。因此，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低碳經濟，倡導低碳生活，履行減碳承諾，大學應有自己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