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當學竺可楨
2010-07-07 來源：科學時報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常務副主任、上海華東師大校務委員會原主任施平（施爾宜）讀了《竺可楨教育思想與辦學經驗》后深表贊成：竺先生的許多好思想、好經驗，有一個創造性的體系，比之牛津、劍橋有其不同的特點，主要是中國式。因為它一是與國難深重的國家民族的需要相結合；二是批判地繼承了中國的文化教育傳統。總結竺先生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對中國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將大有裨益。
施平特別表示：“我建議你們在中國式方面有所發掘，這樣對我們總結經驗會有更多啟發。”
《竺可楨教育思想與辦學經驗》同樣在很多老校友中得到熱烈反響。浙江省原主管科教文衛工作的副省長劉亦夫特別對繆進鴻表示：“很多老校友看了都不禁落淚，說明竺可楨先生的辦學是成功的。”
竺可楨怎樣當校長
1936年，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浙大被迫在兩年之內四易校址，顛沛流離，歷盡艱辛，但隊伍始終不散，辦學沒有中輟，而且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得到空前的發展和提高。從一所后起的地區性大學迅速上升到在全國名列前茅，被當時在中國訪問的西方科學家譽為“東方劍橋”。
在竺可楨任校長期間，浙大共培養了3000余名高級專門人才，其中1955年和198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近30名，高等院校校（院）長數十名，研究所正、副所長數十名，還有很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如張蔭麟、譚其驤、陳建功、蘇步青、王淦昌、王葆仁、貝時璋、羅宗洛、談家楨等。
竺可楨提出：“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主要是培養“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學生畢業以后工作，應“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區的遼遠和困苦”，以自己的學問和技術為國家民族作最大的貢獻。
竺可楨辦學重分析批判、研究精神的培養，重探索真理、獲得知識的方法的訓練，反對填鴨式，提倡啟發式。他說：“大學能徹底地培養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
竺可楨警告說，只重傳授知識而不是訓練智慧（理智），一味灌輸，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容易輕信和盲從。他尖銳地提出，一個民族內憂外患、貧窮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別是大學里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沒有科學頭腦，輕信、盲從。
他一到浙大就正式提出：“大學實施教育，教授人選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
當時，竺可楨苦心羅致好教授有很多例子。比如，羅宗洛教授是著名植物生理學家，當時愿意來浙大任教，條件是帶4名助手。雖然浙大經費困難，教員編制有限，竺可楨還是答應了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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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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