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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巖認為，在國家主體功能區發展戰略思路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存在以下三種關系：區域高等教育先導發展關系、區域高等教育伴生發展關系、區域高等教育跟隨發展關系。

 

區域高等教育先導發展關系是指區域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起著引領和帶動作用。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應率先確立和鞏固高等教育先導發展關系，并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創新發展，以保證和提高國家在國際激烈博弈中的核心競爭力。

 

區域高等教育伴生發展關系是指區域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共同發展關系。區域高等教育伴生發展關系一般建立在大力發展工業、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和勞動力密集的產業結構的區域。珠三角、中部、海西、北部灣等區域應主動建立和鞏固區域高等教育伴生發展關系，一方面要根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與水平來相應地發展區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區域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結構升級調整的引導作用，為區域自主創新發展創造更多的高級生產要素和競爭優勢。

 

區域高等教育跟隨發展關系是指區域高等教育服從與服務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定位和特點，其發展的規模、速度、結構、重點主要取決于國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安排，其發展處于一種跟隨狀態，即主要由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決定區域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和結構。

 

區域高等教育跟隨發展關系主要適用于國家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生態涵養區）。這些區域主要功能是保護和維持生態環境，其主要發展的標志性指標不再是GDP增速的大小。經濟的選擇性發展或限制性發展（特別是需要生態代價的工業化的不增長）對于整個國家而言就意味著更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吳巖強調，區域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三種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先導關系、伴生關系和跟隨關系之間相互影響、互相強化，共同形成了整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變動關系。他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可以按照這三種基本關系，歸納為如下四種模式。

 

第一種是政府主導、科教驅動模式。這種模式需要以區域內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科技產業園區以及豐富的科教資源為主要依托，圍繞經濟發展戰略構建區域創新能力，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實現區域經濟社會的新發展。

 

京津冀地區由于地緣緊密相連，共處同一文化圈，優質公共科教資源極其豐富，特別是北京高等教育極強的溢出效應，進一步擴大合作、加快發展的模式選擇應是政府主導、科教驅動模式，以高等教育先導發展的強大動力來作為整個區域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引擎。

 

第二種是市場主導、經濟驅動模式。該模式需要以區域內發達的經濟、良好的市場規范、活躍的市場行為、強烈的市場意識、濃厚的市場氛圍為主要條件，通過市場來引導和擴展區域內的開放與合作，通過經濟發展來驅動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

 

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應進一步明確市場主導、經濟驅動的發展模式，以區域經濟的合作與開放來帶動高等教育的區域合作，使高等教育的區域發展更好地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第三種是政府扶持、生態驅動模式。該模式需要以區域內自然環境保護作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政府的扶持和合作，特別是各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推進區域生態發展的主要手段，區域內高等教育的合作與發展需要適應生態發展的需求，需要以政府扶持作為主要發展方式。

 

西部區域特別是以環境和生態保護為重點的區域，應以政府扶持、生態驅動作為發展模式，突出政府財政支持的主要手段，強調滿足生態發展需求的主要目的來推進區域內高等教育發展。

 

第四種是混合動力、多元驅動模式。主要針對區域內發展動力、文化傳統、功能定向以及經濟發展的多元化走向等各有不同的區域。中部區域特別是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區域向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低區域過渡的區域，其發展模式更多地體現混合驅動發展模式，而在未來的發展中，也需要進一步采用混合驅動模式，積極利用多種因素來推動區域高等教育的合作與發展。

 

丁曉昌則認為，中央教育部和省級政府要承擔起推進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的主要責任。在做強區域高等教育的進程中，政府仍然起著主導的作用。“由于各高校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加上自身利益和訴求的局限，僅靠各高校自發的溝通和交流行為,顯然難以在大范圍內取得制度化成效。需要發揮政府強有力的引導、激勵和推動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