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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科學院一樣，美國國家科學院每年也要舉行一次院士大會。但在今年4月舉行的美國科學院院士年會上，卻有一個特別舉措：一批美國科學院院士聚集在一起專門召開半天會議，討論關于中國研究人員在論文中造假的問題。

 

“這個會議的內容從多個渠道反映到我們幾位華人學者這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如果美國有一批院士有這樣的印象：來自中國的部分論文數據有造假成分，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大家都記得韓國科學家黃禹錫的造假事件，到現在，韓國科學家送到國際頂尖期刊的論文，常常都要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因為擔心其中有不誠實的部分。”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

 

“我覺得，從財力到人力，今天中國在科學上投入了這么多的國家資源，如果一旦沾上這種受人懷疑的陰影，對許多人的前途、對國家的科學發展都會造成很大影響，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件事真正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上來講。”王小凡表示。

 

通過朋友，王小凡得知參加美國科學院院士這次特別會議的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最近經歷的一件事。

 

這位院士是《分子細胞學》的審稿人，在評審一篇中國作者的論文時，他發現論文中的結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將自己的意見寫在審稿人評論中，并告訴了期刊編輯。期刊在拒稿的同時也向作者指出了這一問題。然而幾天之后，這位院士又收到另一期刊寄來評審的同樣文章，內容一點兒都沒有改！

 

這位院士非常震驚地說：“我給你指出來可能造假的地方，你居然連一點兒改變都沒有就原封不動地送回來，簡直是太明目張膽地做這種事！”

 

在聽到這個消息后不久，《分子細胞學》的主編陳楓打電話找王小凡談別的事情，順便和他討論了關于在中國進行科學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陳楓說：“中國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否則不少中國研究生們都不知道其后果的嚴重性——這種事一旦犯了，你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This kind of mistake is a career-ending mistake）。”

 

王小凡說：“許多中國學生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確實應該對這方面加強注意。”

 

他認為，這類學術不端行為基本上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論文中抄襲了別人文章的成段或成句。王小凡說：“這種情況我們犯得比較多，主要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對這個問題不太注意。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抄襲別人的文章或將別人的文章背得滾瓜爛熟，被認為是好的方面，但在西方文化中這是不能被容忍的。他們會說你怎么不自己做事呢？不能老覺得別人的文章好、句子好就拿來用，要寫出自己的句子來。”

 

“為什么我認為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以杜克大學的研究生為例：有一位來自國內重點高校的高材生，考來時分數是系里的第一名。有一次，他的授課老師在一次開卷考試中發現，這名學生在卷子中整段整段地抄襲這位老師的綜述文章。”

 

“按規定，這種情況學生是可以被開除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后還是替這名學生講了情。我說，如果這位學生真知道不該這么做，很可能會抄你不知道的一些人的綜述文章，而不是你本人的。這位任課老師一想確實是這么回事，所以學校最后決定讓這名學生重修這門課，而不是處罰得那么重。”王小凡介紹。

 

這件事讓王小凡了解到，實際上好多中國學生真是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像這種事情，美國學生絕對不會做。這不是說中國學生有那么大的膽子，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不能這樣做。”

 

然而，實際情況更為嚴重，在這件事情之后，一位中國研究生在加入王小凡的實驗室后對他說：“你都不知道我們在國內讀碩士時，我們圖書館里有些綜述文章下面都寫著：‘已抄過’。”

 

“我十分震驚，也就是說，這種事對他們來說司空見慣了。”王小凡說。

 

第二種類型屬于打擦邊球或走捷徑的問題。王小凡說：“比如，在生物學實驗里，某一種凝膠電泳已經走了不下10次，你知道這個結果是對的，別人也能重復，但你忘了把對照數據做成圖表。等到審稿人在意見中說沒有對照圖時，一些中國學生，包括在美國的中國人，聽說也是司空見慣，拿另外一個凝膠電泳的對照圖安上去交差了事。這種事情被發現后就會被撤稿或拒稿，這是一種偷懶的行為，也是絕對不能做的。國內要對這種行為進行教育。”

 

第三種是故意造假。“我覺得這是最惡性的，結果完全是編造出來的。最近，我聽說國內有個別重要的生物學論文被人懷疑，美國的部分生物學家們在經過討論后認為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我覺得這種影響就非常壞！”王小凡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