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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罡介紹，雖然大學設立駐京辦并不是《駐京資訊》關注的重點，但他們與其中不少高校的駐京辦也有聯系。“大學駐京辦并不是剛剛設立的新事物，很多學校在北京一直有辦事處，只不過過去這些高校駐京辦屬于事業單位，需要在市發改委注冊，現在這些駐京辦都改成了企業身份，一般都在市工商局注冊，因此到底有多少高校駐京辦，只有工商部門說得清楚。”李罡說。

　　在李罡看來，大學在北京的駐京辦的角色與政府駐京辦很不一樣，政府部門的駐京辦主任大多數是同級政府的副秘書長兼任，而高校駐京辦主任則是校行政后勤部門的一個處長兼任。

　　在工作職能上，兩者也有很大不同，政府駐京辦要負責的工作方方面面，大到聯絡上級對口單位，爭取項目資金，小到服務來京辦事領導，安排在京生活，甚至需要配合當地公安攔截上訪人員，維護當地穩定。相比之下，高校駐京辦的職能則相對單一。從李罡的接觸中，高校駐京辦更接近于企業駐京辦，只是負責本單位的外聯事務，業務相對單一，包括負責招生、學生就業，聯絡在京的各方面校友，接待學校領導和教職員工出差等等，當然，也包括運用一些關系，申請項目經費。

　　專家觀點

　　高校駐京辦源于高校官本位弊端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編審熊丙奇告訴記者，身在高校任職，他近年來也接觸了不少高校駐北京的辦事機構。在他看來，大學有駐京辦，在高校，尤其是985高校、211高校之內非常普遍。

　　他認為，首先，今天的大學，也比照政府有著行政級別，且往往比很多地市級政府位置更高，985高校的書記、校長往往是副部長級，211高校的書記、校長則是正廳級，而一所大學校內，處級官員也并不比一個地市少。其次，大學的“跑部錢進”行為，一點也不亞于各地政府，比如，申報重要學科、博士點，評審院士、長江學者、國家教學名師；申報國家科技進步獎、精品課程等等。這些不但關系到政府部門的投入，還涉及學校的辦學政績與榮譽，因此客觀上需要駐京辦來承攬。

　　“我國教育撥款分散掌握在國家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而撥款的主要方式是項目制，即申報項目，審批通過立項后撥款。這種撥款制度，必然讓學校眼睛朝上，努力公關，以期建立與掌握財權的部門的良好關系。”熊丙奇說。更重要的是，985高校與211高校的校領導任命，主要來自教育主管部門。因此種種，學校設立駐京辦，對口聯系教育部門，對及時理解上級部門的指示，以及匯報辦學成果，有很重要的作用。

　　熊丙奇認為，作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機構，應當回歸教育與學術本位。其核心是改變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教育權力、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實行以學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為特征的學術本位的管理，克服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的弊端。只有如此，才能消除高校駐京辦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