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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到，要“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從該綱要起草以來，本條就被社會公眾喻為“亮點”。

 

從本質上來講，大學就是學術機構，理應由學術主導，學術委員會具有極高的權力和威望。但為什么這么一條普通的描述和愿望，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呢？

 

原因在于我們的大學當前還不是學術主導，而是意識形態與行政化主導。并且由于長時間的行政化辦學，大學的行政與學術死死地交織在一起。在實際操作中，行政的力量大而學術的力量小，常常行政權力取代學術權力，行政已經嚴重制約了學術的成長。因此，很多人看來，在我國大學的生態環境中，學術委員會或教授委員會只起擺設和裝飾作用，有沒有學術委員會意義不大。

 

對于學術委員會沒有價值的“定調”，在筆者看來，有這么幾個原因：其一，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是學校大大小小的領導，書記、校長、處長、院長都是委員會成員，學術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成了行政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其二，學術委員會是松散的臨時組織，不屬于學校的“正規單位”；其三，國家政策規定學術委員會只在科學研究、學科建設等有限的事項上發揮作用，涉及學校發展的重要決策一般都與學術委員會無關；其四，我國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行政力量過于顯赫并且對外“擴張”厲害，學術委員會的地位嚴重受限。誠然，學術委員會被邊緣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西方社會，大學的本意是“師生行會”，在本質上是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學術機構。紐曼認為“大學是普遍傳授知識的地方，大學就應為傳授知識而設，為學術而設”，施瓦茲曼表示“大學是追求知識的學者的團體”，克拉克則堅持“大學是學者進行教學、科研和從事社會服務的場所”。我國古代也有“十五成童明志，入大學，學經書”、“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的說法。因此，追求大學問、大智慧已成大學的普適價值。大學作為學者的團體，學術委員會就是他們表達訴求和意愿的地方，是教授治校、學者管理的有效途徑，也是彰顯學術權力、顯示主人翁意識的最佳方式。

 

我國憲法也通過對公民創造、表達自由和受教育權利的保障，來體現憲法對學術機構的學術自由的尊重。教育法等當中也明確規定學校自主辦學、民主管理，以捍衛教師的學術自由和學術權力。可見，學術委員會在法理上是大學真理的“代言人”，可以代表教師、學生和真理參與大學管理。這樣來說，學術委員會不是起“擺設”作用的，也不僅僅限制在科研、學科、職稱評定等幾個具體的方面，而是具有掌舵大學發展方向、決策學校大事、裁判學術事務的綜合決策機構。應該說，學術委員會可以過問大學里的任何工作。如果書記或校長的辦學水平無法適應大學高速發展的需求，學術委員會就有權罷免校領導。就像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所說的那樣“我在大學里當校長就是給教授打工的”，謝校長的言外之意就是“教師和學生都是校長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