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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祥琬院士還指出了目前我國科技界“原始創新少、人文精神缺失，科學道德水準下滑，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嚴重侵蝕著科技界的軀體等令人擔憂的現狀。”同時列舉一些現象與同學們分享討論：

　　論文、著作的造假、抄襲、剽竊、搭車署名多有發生，愈演愈烈；靠拉關系、“忽悠”、“跑部錢進”，爭項目、經費；評審成果搞“友情評審”，甚至偷梁換柱，移花接木，炮制假成果；偽造學歷、偽造SCI引用查詢證明等；報獎搞包裝，對有關評委和工作人員拉關系，搞運作，甚至利誘；有的院士候選人的提名材料不實，言過其實，或把別人的成果、集體的成果捆綁包裝到自己頭上；為了應付評估、檢查，有的單位集體做假；從“應試教育”到“應試科研”，扭曲了科教的價值觀；有的科技管理部門，把管理權力化、利益化，長官意志至上，偏離管理的科學性；也使一些投機取巧者屢屢得逞；有的領導干部違反科學程序，干預評審、評獎、甚至干預院士增選……

　　“在過去，科學家被允許將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專業上；但現在不同，他必須仔細地檢查他的研究成果對這個世界可能帶來的后果，他必須承擔告知和警告人們這一后果的責任，而不論這一后果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他必須承擔責任的原因是因為他比任何一般的人都事先更深入地知道他的發現所可能帶來的后果。”龔克引用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的一段話。

　　交流問答、贈語共勉

　　報告的最后，學者們同大學生面對面，交流互動。學者們講的精彩，同學們問的犀利。

　　“龔克校長，我覺得您在報告中引用到的竺可楨的”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句話應該改一下，應該改為“科學精神，應該既問是非、又計厲害。您覺得呢？”

　　“楊衛校長，您有過多年海外留學的經歷，您覺得，西方可否有好的‘西藥’來醫治我們學術腐敗的‘頑疾’呢？”

　　……

　　問答之后，每位報告人還同大學生們分享了一句話，與同學們共勉。

　　杜祥琬院士說：“一個要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需要有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傳承崇高的價值觀。 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后人不斷勝過前人的國家。”

　　王乃彥院士說：“科學研究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你總是可以進行一些不同的嘗試，它從來不會使人厭倦。事情進展順利是令人高興的，事情進展不順利是令人痛苦的。有些人在遇到困難時就泄氣，但我在計劃遭受挫折時，從來不著急，我會開始設計下一次實驗，整個探索的過程都充滿了歡樂。”

　　龔克校長引用了陶行知先生的話，“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報告會結束了，很多同學意猶未盡，自發地圍攏在學者們周圍，跟他們請教、探討。那一刻，那一幕，不禁讓人想到哲學家康德的話：世界上有兩樣東西能震撼人們的心靈：“內心里崇高的道德，頭頂上燦爛的星空。這是一種境界，這是一種呼喚，這也使我們充滿信心和希望！”

　　走出百年大講堂，已經華燈初上。同學們三三兩兩地談論著，回味著，也互相鼓勵著。

　　這一刻，一個世紀前和一個世紀后的北京大學因為一場關乎學術道德和科學品質的對話而時光回轉、影像疊合：

　　1917年冬，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這樣鼓勵每一位青年學子：“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

　　2010年秋，多位德高望重的院士鼓勵當今的青年學子：我們的國家需要一批學風扎實、學問博深、志向堅定、操守高尚的學者，中華民族將不僅在政治上獨立，經濟上富強，而且在文化上也將為世界做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