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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生，如何理解成功？作為老師，如何實踐師德？作為學校，如何看待教育的目的？9月17日上午，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在第四屆復旦基礎教育論壇上，從種種怪現狀說起，痛批校園內外彌漫的“成功秘訣說”、“教師走穴風”、“教育謀官論”。他認為，對于教師而言，“身正為范”比“學高為師”更加重要，教給學生的應該是豐富的思想和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感。

 

楊校長的“痛批”，是批到點子上的。比如，對于學生的功利，楊校長舉例道，學校邀請了某個大學者做學術報告，總有些學生在報告結束后一擁而上，把事先準備好的推薦信拿出來，直截了當地說：“請您簽個名，我要去美國。”對于教師“走穴之風”，他也說了一段親身經歷：自己當副校長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一個論壇，從主持人處知道一位大學教授40分鐘“出場費”高達20萬元，特別是經濟學家。楊玉良總結這類人很容易陷入一種糟糕狀態：被各地邀請，比如去深圳講完之后，人家請你吃、請你喝、請你參觀，回來后又到蘇州去講，就把深圳的內容加進去。

 

然而，這樣的“痛批”，是不是告訴公眾，校園內的這些問題，都歸于學生、教師以及社會的功利氛圍？或者是為了告誡學生和教師，要克服自己身上這些問題？在筆者看來，作為一校之長，對于這些問題，更應該反求諸己，從中反思作為校長對此應當承擔的責任，并采取相應的行動。

 

近年來，高校校長在各種場合，批評大學問題越來越“流行”，甚至包括大學行政化，似乎這些問題與自己無關似的。而且，“有趣”的是，不少大學校長批評完之后，轉身就干上自己批評的事，比如大學行政化，大學校長剛在會上說有的干部有嚴重的官僚作風，回到辦公室，馬上就通知人事部門，由于自己有事，學術委員會會議不開了；還比如學術不端，有大學校長剛厲聲表態要“零容忍”學術不端，轉過身就布置怎樣不要讓學校的學術不端曝光……

 

對于這些批評與行動不一，大學領導們的解釋是，大學的辦學自主權有限，實在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某些問題無能為力。能說出來，已是十分了不起。我相信，“能說出來”，在普遍不敢說真話的現實環境中，確實是一種進步，這總比那些整天說套話、假話的校領導好。朱清時先生就曾說，現在做校長說一句真話都難。但是，我并不認為，校長就沒有可以作為的空間。

 

以校園的功利氛圍而言，誠然，這受到社會的影響，也與名目繁多的教育行政評估密切相關，但是，如果校長在自身職權范圍內，嚴格界定自身的行政權，與教育權、學術權的界限，甚至從自己做起，擔任校長之后，就不再從事教學、不再進行學術研究，避免自己與教育利益與學術利益的糾葛，大學之內用行政權力瓜分教育資源和學術資源的情況是不是可以好轉？如果校長明確要求學校的財務開支，完全透明，每年將每筆收入與每筆支出，全部向師生以及社會公眾公開，學校里還有多少腐敗的可能？如果針對學術不端的舉報，不管當事人如何位高權重(比如校領導或者院士、著名學者)，學校皆從維護聲譽出發，立即成立獨立的調查組，進行深入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對當事人嚴肅處理，學校哪來學術不端的保護傘，治理學術不端何來那么難？如果面對各種浮躁的辦學風氣，諸如強調規模、強調政績，校長能保持清晰，大學何來明顯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接連發生？

 

對于以上“如果”，當然有一種疑問是，如果校長這么做了，他當校長有啥好處？撈不到課題，還得罪人；還有一種結果是，如果校長這么做了，他連校長也干不下去了。在功利的現實環境中，校長自然會考慮這些問題，而換著另一種語境，即校長是想做名副其實、有風骨的教育家，這種“疑問”根本就不值一提，而這種“結果”，也完全置之度外。——在中國教育史上，這樣的校長不止一例，甚至可以說，曾經出現過一個只為理想，不為官位、利益的校長群體。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似乎很少有這樣的校長，閱遍當下中國所有高校，幾乎都是一個模樣，校長們為了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同時使自己當校長的利益最大化，并無積極性推進學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也努力防止學校的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曝光。批評教育問題，于校長來說，更似行為藝術。如若校長都這般功利，又怎能渴求教師和學生不功利呢？——要表明自己不功利，則請校長反求諸己，拿出相應的行動來。（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