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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草根

“博士是中國學術的草根。”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導沈陽教授說，“因為絕大多數的科研項目是由博士生承擔，但他們的待遇非常低。”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每個月只有1000元的補助，甚至很難維持正常的人際交往。”因此，除了給老板做課題以外，他還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沒有任何學術含量的兼職”。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導師的橫向項目比較多的時候，“導師會象征性地發點錢，”華中科技大學電機系的一名博士說，“有時候每個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陳洪捷認為，博士質量最大的一個隱患在于生源本身。因為讀博士的條件較艱苦，因此潛力較好的學生不一定選擇讀博士，而寧愿去工作或者出國。“在讀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礎不好，或者出身的學校不好，基礎上有弱點。第二類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為了到這個城市，或者跟配偶團聚，或者不喜歡原來的工作，所以選擇上博士。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拿博士當跳板，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于是，很多導師也就抱怨，‘學生沒興趣，那我怎么培養？’”

這個問題顯然與國家給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關系。許多中國人選擇去美國和西方讀博士，即因為那里的待遇較好，博士生可以維持生活，可以養家。此外，中國的博士規定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時間限制很死。而在國外學制是彈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幾年。

“有時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項大的研究，需要時間慢慢打磨的時候，就要面臨畢業、找工作。這種情況就導致博士生做選題時，壓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難題。”

因此，在現實中，博士希望投靠課題多、項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則希望找到聽話、出活和“有后臺”的學生。學生需要導師提供項目與經費，以使他們完成論文并獲取學位，并不在意老師是否能真正給予學術上的指導；導師則需要學生參與課題，成為自己“項目組”的“勞動力”，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么，以后成為怎樣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對此，周光禮稱，“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但對于媒體一邊倒的指責，沈陽則反駁稱，博導變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導身上。在中國現有的教學體制中，給予年輕學者的機會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縱向課題總是會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陽老師還透露，教育產業化之后，“作為碩士導師，每年要自己拉20萬的課題，作為博導，每年要自己拉40萬的課題。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學校就不會讓你再帶學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2007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表聲明，稱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經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聲明稱，“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交錢，前者稱‘學費’，后者稱‘助研經費’。‘助研經費’數額，按招收研究生人數多寡翻倍遞增。本人??無力繳納此錢??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導無法如此灑脫，因而不得不變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從專心研究課題到費盡心思找項目。“尤其是當你帶領著一個團隊，這個團隊中又還有年輕教師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更大了。作為一個團隊的帶頭人，你不能讓他們沒有基本的生活費吧？所以就不得不總是想著要找項目。”沈陽說。

據沈陽觀察，很多博導專注于拉項目之后，自己就不動手做課題了。因此，博導對學術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劇下降，更談不上有足夠能力指導博士生。

就在周光禮的報告發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華中科技大學宣布，擬清退307名超學時的研究生。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很少上課，完全是為了“混文憑”而來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華中科大內部相關人士了解到，在這份名單中，除了奧運冠軍楊威和高之外，還有很多在職博士，他們的身份大致有兩種：一是在職的青年教師，博士文憑意味著評職稱的必要條件；二是官員，博士文憑則意味著“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