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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設置固定經費，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會不會又出現“大鍋飯”的現象呢？

 

“不會，”他說，“作為國家的研究主力，研究人員在進入科學院前是經過嚴格競爭和評估后挑選出來的，這個是前提，所以不會是‘大鍋飯’。很好的人留下來后，就應該給他們充足的支持，4～5年后再進行評估。我們已有這樣的模式，比如王曉東領導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和蒲慕明領導的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國家給的固定經費比例相對較高。據說蒲慕明就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員不要整天到外面申請經費，因為國家給的固定支持已經足夠每個實驗室專心做研究。”

 

他建議在中國科學院實施改革：“科學院擁有目前國內最好的科學研究人員，沒有理由不給他們更多的穩定支持。穩定支持和競爭兩種經費分配方式并存，這不僅會促進科學院系統的科學研究，也可以促進科學院系統外大學、醫院等機構中的研究人員更好更公平地獲得研究經費。”

 

 

以“973”項目為例，王小凡分析了目前大家忙于經費申請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

 

他說，現在一個“973”項目下面往往有十幾個甚至二三十個課題組，遍布全國好幾個地方，表面上是希望通過合作促進項目研究，但實際上大家聯合起來基本都是為了增強申請到經費的可能性。分錢成了主要目標，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反而很少實踐。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王小凡分析，因為大型項目的總數比較少，申請成功的幾率非常低，而每個項目都有十幾個實驗室想申請，于是，為了減小競爭壓力，大家就聯合起來一起申請，把競爭對手拉進來，甚至將評委所在地方的研究人員也拉進來，造成一個項目下有一大堆人。這種情況帶來的后果就是即使申請到了大項目，真正分到每個人手中的錢也不夠用。大型項目被人為地“小型化”，而得到一個“973”項目資助的這些實驗室又必須再重新組合起來申請別的經費，這樣就扭曲了國家設立“973”項目的本意。

 

王小凡的一個建議是，增加目前每一個立項的“973”項目的子課題數目，但每項的資助總額減少，同時規定只有限定個數的實驗室可以參與同一項課題。舉例來說，目前肺癌已經上升為造成癌癥死亡人數的首要病因，國家需要在肺癌研究領域加強基礎研究，這一項目的總額為4年資助2億元人民幣。按照目前的做法，有5個課題將得到資助，每一個課題的經費為4000萬元，但每一個課題的參與實驗室會多達十幾二十個。如果把資助的課題數目增加一倍，資助時間延長為5年，同時規定每個課題下的實驗室的數目只能為兩到3個，則對于各個研究組來說，競爭到經費的幾率更大。不僅如此，一旦得到資助，每個實驗室可獲得每年150萬至200萬元的支持，獲得這樣支持的實驗室在一般情況下已不需要申請國家的其他資助項目。

 

他還提出另一個建議：借鑒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模式，國家拿出一部分經費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公平競爭和嚴格評審，挑選出100個最優秀的實驗室作為試點，以5年為期限，每年為每個實驗室提供150萬～200萬元的經費。而這些實驗室也不得再去申請其他經費，參與這項計劃的實驗室5年后再評估，評估合格后還可以繼續競聘。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是美國的一個非營利性醫學研究所，也是規模最大的私人資金資助生物和醫學研究的組織之一，擁有資金120億美元。研究所最著名的項目是設立HHMI研究員，HHMI研究員是在全美范圍內通過嚴格競爭選拔出來的學術佼佼者，一旦獲選，在未來5年里，每位研究員每年大約獲得1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支持其集中精力做創新性高但風險大的工作，而不必為研究經費分心。目前約有350位HHMI研究員，包括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41位美國科學院院士以及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術新星，其中就有華裔學者王曉東、許田、莊曉威、韓岷、駱利群等。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設立HHMI研究員項目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如果獲得經費、時間和自由來從事挑戰性研究，那么，有天賦、獻身精神和想象力的科學家在生物領域所作出的基礎性發現將有益于人類健康。

 

“如果全國有100個優秀的實驗室在一定時間內擁有了固定的經費來源，可以從體制上減少很多低效競爭。現在國內科研經費分配方面的嚴重問題不是額度不夠，而是分配不合理。實際上好多研究人員都不想在經費申請上花這個功夫，但沒有辦法。你參與我、我參與你，合起來去申請大項目。實際上每次每個實驗室分到的經費都是非常有限的，要多次參與經費申請才夠用。這樣的競爭太多，自然會造成人際關系的復雜。這是目前科研管理上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