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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大學自身的發展戰略為基礎，集中社會及校內資源重點支持有相對優勢的學科及學術領域”一直是韓國推進大學特色化改革的核心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導下，由政府主導制定并推進的大學特色化財政資助項目（以下簡稱“特色化項目”）成為推進大學特色化改革的最主要的方式。特色化項目在實施過程中主要依據“選擇與集中”的原則，首先由各大學（或大學下設的有關專門組織和機構）依據自身條件和特色化項目的具體規定和要求進行自由申報，然后由教育部（或隸屬于教育部等政府部門的各種委員會組織）根據設定的評價標準或選定原則選定資助對象，利用包括政府投入在內的各種資源進行集中資助。

 

除了上述各項改革措施以外，盧武鉉政府還通過劃分大學特色化類型的方式引導各大學結合自身情況進行合理定位，使各大學的職能和作用走向多樣化和差別化，以此形成特色。韓國試圖通過劃分大學類型促進大學特色化發展的構思形成于1985～1987年的教育改革審議會時期，在1987年教育改革審議會發布的“十大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四年制大學根據其是否設有研究生院進行類型劃分，具體劃分為沒有研究生院的教學型大學、設有研究生院的大學以及以研究生教育為主的研究型大學”的設想。大學特色化類型分類標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分別是學校類型分類標準和特色化領域分類標準。學校類型分類標準主要用來區分研究中心型、教學/研究并行型和教學中心型三種類型的學校。特色化領域分類標準主要用來區分綜合型大學和特化型大學，主要以在籍學生數、政府財政支援額度為標準。

 

 

雖然韓國的大學特色化改革起步較早，并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掀起了新一輪的改革熱潮，但韓國的大學特色化程度至今仍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充分說明韓國的大學特色化改革存在不足和誤區。

 

首先，多數的大學特色化改革措施忽視了非物質形態特色的培育。大學特色化改革應當強調物質形態特色和非物質形態特色的統合，物質形態特色屬于有形的表現，能夠直接展現自身優于其他大學的獨特優質風貌，而非物質形態特色對大學發展的影響更加深遠，會直接影響到物質形態特色的外在表現。尤其是作為韓國大學特色化改革核心方式的大學特色化財政資助項目，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始終沒有超越通過財政資助扶持物質形態特色發展的思維定式，不利于大學特色化改革的長遠與深度開展。

 

其次，韓國的大學特色化改革表現出明顯的國家主導色彩。大學特色化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是大學對創立、強化明顯區別于其他大學的獨有特色的自覺追求及其過程，但韓國的大學特色化改革所走的始終是一條國家主導型的發展道路，大學作為大學特色化改革的主體更多地扮演著配合者的角色，表現為對國家主導的改革措施的被動配合，嚴重阻礙了這種“自覺追求”。

 

第三，特色化項目作為韓國大學特色化改革最主要的方式在執行上缺乏連貫性和持久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特色化項目的調整頻率與政權的交替存在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并且頻繁調整下出臺的特色化項目之間缺少相關性，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延續，導致特色化項目的執行缺乏連貫性和持久性，嚴重影響了大學特色化改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