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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自然》雜志報道，如果將“學術近親繁殖率”定義為大學師資隊伍中本校畢業生所占比例，用一個國家發表的論文量和論文被引量占世界總量的百分比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科研生產率，則發現，科研生產率與學術近親繁殖率呈負相關。

 

一位著名數學家生前道出的遺憾耐人尋味：他曾把幾個成績最好的學生留在身邊工作，把成績次一些的學生推薦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6位院士，而身邊那些學生一個院士都沒出。

 

有學者指出，“學術近親繁殖”從內部摧毀了學術自由的根基，已成為我國學術發展的致命傷，制約著學術的國際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

 

在胡弼成看來，“學術近親繁殖”雖然一方面容易導致一所高校或某一學科發展滯后，視野狹窄，更易形成一個排擠外來學術力量的團體，最極端時可能形成一個 “學霸”；但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一個相對高水平的學術團體，甚至產生“名師效應鏈”。他認為，“學術近親繁殖”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驅使，而促使畢業直接留校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才短缺、學科發展水平不高、某些人行使特權等。

 

葛劍雄表示：“‘學術近親繁殖’不一定會造成學術水平低下，一所大學要形成一個好的學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實證明選擇優秀畢業生留校對學術傳承是有好處的。”

 

陳武元也認為，留和不留都不應絕對化，關鍵是能否有一個允許學術自由的環境。作為例證，確有一些在本校讀書并任教的教師成長為杰出人才。他介紹了廈大最著名的兩對“父子兵”：第一對是我國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學科創始人潘懋元教授和其子潘世墨教授，均從廈門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均曾擔任廈門大學副校長；第二對是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田昭武院士和其子田中群院士，同樣均從廈門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當然，他們都曾在國內外其他大學學習或工作過。

 

胡弼成說：“在我的印象中，學生畢業選擇符合和滿足自己需要的工作，才是最有動力的，也會使人發展得更好。并不能對留校與否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