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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董奇承諾：在擔任校長期間，本人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不申報院士，將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學校管理，要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

 

這個“四不承諾”，在新聞界和教育界引起一片嘩然，贊揚其開新氣象者有之，質疑其做新官上任秀者有之，期待其言行能為教育界改革添磚加瓦者有之，擔憂其面對強大的慣性力量難有作為者有之。

 

不管持什么觀點和態度者都無法否認，“四不承諾”作為一個新任校長面對全校師生甚至整個社會的自我期許，是具有極強的針對性的，它是一個長年處于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對現行高校教育中累積下的弊端的一次正中靶心的反思——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校長兼職太多無暇集中精力，科研、管理二者無法兼得；科研資源向權力而不是學術傾斜等現象頗多引起詬病。

 

資料顯示：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973計劃”項目，由大學承擔的占63項。其中，項目首席科學家為現任大學校長、副校長、校長助理等校級行政職務的共計16項。去年中科院、工程院新增院士公布，媒體統計發現，新增工程院院士中現任或曾任高校校長、副校長的共有16名，占29.6%。這兩組數據，都曾引起過輿論的廣泛關注和爭議。

 

董奇版的“四不”承諾，是去年湖南大學校長趙躍宇的“兩不”承諾（在任期內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帶新研究生）升級版本。支持者認為，這是難能可貴的自我覺醒，是“校長去學術化與學術去校長化”的過程中一個閃亮的開端，是校長角色本位的回歸和學術在校園的重新定位。但質疑者卻認為，僅憑一個個人化色彩很濃的“承諾”，而不是從制度層面去思索校長與學術之間的關系，是很難對早已約定俗成并成為習慣的做法有任何實質性的撼動作用的。

 

在一些發達國家，有明文規定學者擔任大學校長后，不得再從事學術研究；即使沒有明文規定的，學者一旦擔任校長，就將減少或不從事學術研究，也成為校長們遵守的慣例。

 

這個慣例，與我們的習慣，還有太大的不同。這不是一個趙躍宇或董奇的“兩個”或“四個”承諾就能將其徹底改變的，這應該成為整個教育界的共識，并從制度設計上考慮改革之。只有這樣，才符合現代大學制度對校長職業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長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學校的管理中，同時也切實推進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的分離。

 

作為一個教育專家，多年來董奇對中國當下的教育事業有著深入的研究。近年來，他對包括擇校費及教育資源均衡發展、教師職業的退出機制、公共財政對民辦教育的扶持，以及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等問題，都有質量頗高的發言。而“四個承諾”，作為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有理由對其報以期待，并希望它能成為引發“校長去學術化”大潮的第一枚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