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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工的高度發達是工業革命以來近現代社會文明發達的重要標志和表現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正是分工和專業化促進了效率的提高，推動了科學、技術、工業、經濟的發展。

 

現代西方社會不僅經濟領域的分工程度和專業化水平很高，在社會管理、科研等所有領域的分工程度和專業化程度都很高。以肩負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使命的高校來講，同樣有著高度的專業化分工。以美國高校為例，學校管理者，如校長這一層級，即專事管理，為學校的發展服務。美國的大學校長大致有這樣幾個來源：一種有點類似職業經理人，專職從事大學管理，如現在的密歇根大學校長；另一種是教授出身，但有志于做管理，如現在的哈佛大學校長；還有一種是學者出身的退任官員，如上一任被迫辭職的哈佛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即便是學院的院長一級，也主要是做管理工作，暫且得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一邊。因此，美國大學的院長大致有這么幾個來源：一是教授出身，大多是五十多歲以上的老教授，著作等身不想做科研了，改做管理；二是其他管理崗位出身的，如有一定政策研究水平的官員等，這類人大多在人文社科院系；還有一種是大家輪流坐莊，每人幾年，為大家服務。為什么這樣呢？因為一是考慮到公平，做了管理者，手上即掌握了一定的資源，如果自己還做科研，難免瓜田李下，授人以柄，有假公濟私之嫌；二是既然做了管理，那就得全心全意為大家服務，把本職工作搞好，如果還做自己的科研，顯然不是全職管理者，就是不稱職了。

 

既然如此，那美國的科研由誰來做呢，主力是誰呢？主要是那些實驗室主任和中心主任們。這些人權力很大，人財物都管，只要能作出成績，學校是不干涉的，其地位也很高。美國高校也沒有什么行政級別。用中國話來講，就是由這些主任來專政，因為一個個科研成果都是從這些實驗室或中心產生的。校長也好、院長也好，就是為這些人服務的。當然，校長不做科研，收入還是很高的。以密歇根大學為例，校長一年的收入加起來是76萬美元，而教授們，醫學院除外，其他的也就十幾二十多萬美元。

 

反觀中國，這些年來，高校行政化和科研兼業戶越來越多。學而優則官，大凡在科研上作出了一點成績，則必然給他加上個官帽，以示肯定和獎勵。一個個本來很有前景和科研能力的學者，在三四十歲的大好時光，被套上官帽，忙于行政事務。但這些人又不可能完全放下科研，因為做官是一時的，做科研的生命周期更長，導致其兩頭被耽誤，既不能全力做好管理工作，又無法安心做好科研。另一個問題是，這些人做了官以后，往往自己的學科發展了，因為仍然兼著一些實驗室的主任，盡管很少有時間去做實驗，甚至可能連看文獻的時間都沒有，但可以通過權力將經費等資源向自己的實驗室傾斜，再通過這些資源找來好的老師和學生，最后雖然成果已不是自己做的，但仍然是通訊作者。因此，近些年的院士，大都是大學副校長或研究所所長以上的領導，這些人能有多少時間做科研可想而知，但他們有的是各種資源。甚至有些大學出來的做了行政領導如市長、副省長，還兼著學校某一學科的負責人或掛名實驗室主任。所以，現在國內名校的校長差不多一律是院士（本校沒有也要想法從別處請一個來，今年清華大學校長的選擇算是有了點新氣象），院長是“杰青”或“長江”學者等，甚至連科技處長都要求是博導，還帶著學生，也承擔課題。

 

這種社會分工越來越不明晰，專業化越來越倒退的現象愈演愈烈，嚴重制約了我國高校的發展和科研能力提升，而且敗壞了高校科研風氣和文化環境發展。清華建校史上兩個貢獻最大的校長梅貽琦和蔣南翔，都不是教授，而是大學管理者。南開的張伯苓和南京大學的匡亞明也是專職的管理者。

 

鑒于此，為提高高校的科研能力，建立一個良好的創新體制機制，有必要進一步促進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發展，對我國高校管理體制作以下改革：

 

一、對目前科研與管理兼業或不分的現狀進行改革和調整。國家應明確規定，大學校長在任期內不得從事科研工作，專事管理，如果不愿離開科研工作，則不能做校長。這一舉措，在一開始可能會遇到一些阻力，但只要堅持一段時間，效果即會顯現。實際上，現在能坐上校長之位的，也大多過了五十歲，也已過了科研的黃金時期，一般很難再有什么創造性的貢獻。之所以還不愿意放棄科研，純屬利益使然，是利用權力驅使別人為自己干活。當然，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上，也要充分考慮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工資待遇等問題上，不使管理者吃虧。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人財物等權力主要集中在學校層面，在學院院長一級的選擇上，可考慮其仍能兼顧科研，但對其的考核一定是以學院的總體發展為準，而非其本人的科研成績。如果本人科研成果突出，而學院整體水平下降，則視為工作失職而予以解職。至于其他管理崗位，如科技處長等，則一定是全職管理者，而非兼業者。當然，如果是利用業余時間從事一些與工作相關的政策、戰略研究，則不在此列，關鍵是要限制申請和承擔有關科研課題。

 

二、明確禁止高校等管理工作者申報和承擔國家有關科研項目。鑒于高校校長和科研院所院所長、企業經理人等，主要精力和時間用在管理事務上，沒有精力和時間從事科研工作，即便申報了科研課題也只是掛名，由助手或其他人來做。國家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應明確禁止上述人等申報和承擔，而把機會讓給那些以科研為主業，把科技研發放在第一位的同志，讓他們可以獲得國家的資源，挑大梁，當主角，從而保證科研項目的順利完成和公平公正。

 

三、建立、健全分工明確、人盡其才的激勵機制。在“文革”前的一段時間里，我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勞動分工是明確的。當時采取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有些校長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干部，有些校長雖然是科學家或學者，但掌握主要行政權力的是黨委書記，而黨委書記是全職管理工作者；除了教務長一般由學者出任外，一般處長或系書記們也大多由留校的又紅又專的畢業生出任。這些人的職責主要就是管理，為學校的科研和教學服務。大家分工相對明確，相安無事，各司其職。“文革”后，科研工作者吃香，職稱吃香，加之“文革”期間，黨務工作者抓階級斗爭又傷害了一些人，使得管理和行政工作者不甘于僅做管理工作，覺得沒有地位，沒有后勁，而且在我們目前的工資制度下，收入也嚴重偏低，以至于出現了政工人員也評職稱的現象。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資體系，從而調動科研、管理各類人員的積極性。

 

（作者徐俊 系科技部社發司資環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