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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七成每月難有結余

　　14.2%主要靠兼職養家

　　“‘大學老師’的名頭提起來能贏得同輩尊敬，但說起經濟收入，囊中羞澀的時候多。”彭鋒說。調查報告佐證了這一點。

　　“調查顯示，僅有13.4%的受訪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選擇當老師的，64.6%的‘工蜂’認為‘穩定性高’是當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則是由于‘名聲好’。”廉思分析，雖然擁有較多的無形資本，但“工蜂”族的整體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萬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萬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憶曾在博客上“曬收入”，提到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日常開支。工作的第3年，彭鋒也曾對比過“智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資單。他發現，金融業2010年的年人均工資是8萬多元，計算機和軟件業近7萬元。“我們排在第三位，5.7萬元。但除去名教授、學科帶頭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師達不到這個水平。”

　　彭鋒不是沒有“外塊”。但調查顯示，七成“工蜂”的收入來源主要還是工資，五成人的年均“工資外收入”不足兩萬元。

　　報告指出：“相比一些行業收入水平近年來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師的相對經濟地位近年來不升反降。因此，適當提高高校青年教師待遇，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體系是一項緊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剛入職不久，工資和職稱相對較低，申請課題經費難度較大，而結婚、買房、買車、子女升學、贍養老人等經濟壓力又集中涌現，以致不少人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廉思進一步向記者分析。

　　由于有房貸壓力，彭鋒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來剛好“收支平衡”，有時略亮“紅燈”。

　　而調查報告顯示，彭鋒的情況不在少數，每月能有經濟結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幾年內，經濟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體面的收入，知識分子只能‘為稻粱謀’。”彭鋒坦言，由于其兼職承接的課題研究耗時不少，盡管家里有600本藏書，他近一年除專業書外，已很少有時間“精致地閱讀”。部分“工蜂”族在調查中坦言“兼職影響了備課”，為貼補收入，對各種課題經費也“節衣縮食”，“該用的不舍得用，應該開的會不舍得開”。

　　“在一次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對話中，他針對‘工蜂’族表示，大學里做學問非要有‘閑暇’不可，古人說‘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廉思告訴記者，“但當不少教書育人者必須為世俗勞碌時，我們擔心青年知識分子正由‘精神貴族’淪為‘知識工人’，并把這種焦慮傳給下一代。”

　　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下層

　　無論從哪方面硬件條件來看，“工蜂”族都不算“屌絲”：高學歷，工作穩定，83.7%受訪者擁有本地城鎮戶口，八成有住房公積金，五成以上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加上社會名望，高校“工蜂”族應屬“憑借學歷資本而上升”的中產階級。但調查報告顯示，這個人群的自我認知卻在“下行”。

　　對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

　　報告分析指出：“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了，權力和金錢取代知識與道德成為評價核心指標，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壓抑的重要背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邊緣化。”

　　北京師范大學某房地產領域教授日前宣稱，若學生在40歲時還沒賺到4000萬元就別來見他。在廉思看來，此番言論中知識與金錢孰輕孰重的糾葛，正是上述變化的一個典型概括。

　　高校內部的資源配置不均，論資排輩現象嚴重，“官本位色彩濃”，有時也令彭鋒產生“失落感”。

　　報告顯示，過半數(54.0%)受訪“工蜂”有類似感受。“不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的概率不一樣。目前，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文化等處于‘平臺期’——大致路徑及規模已經形成——年輕人的出頭比‘變革期’要困難很多。”陳平原教授對廉思研究團隊這樣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報告還顯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角色定位和社會責任感。

　　調查發現，在部分考慮過轉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務員，想從事企業管理或金融行從的也分別有兩成左右。

　　此外，在判斷自己是否優秀的標準上，有45.6%的受訪“工蜂”認為同行認可是首要標準，其次是獲得政府認可，僅有23.4%的人把“獲得社會認可”作為評判標準，這也令研究者感到擔憂。“由于關乎基本利益的評審與晉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問題時，會更多選擇站在學術立場和政府立場，很難做到‘為大眾思考’了。”廉思在報告中寫道。

　　彭鋒至今記得，在自己讀書時，他的老師曾告訴他：“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要能為國家擔綱，也為后輩的成長贏得時間、空間和方向感。”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在校園里，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樣，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個好家庭，過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當知識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懷，都縮到與時代精神沒有關系時，時代精神在哪里安放？”這是彭鋒忙碌之余，經常涌上心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