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報國：
一份延續至今的濃情厚愛
蒲慕明從小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他了然于胸。“我雖然學的是自然科學，但是我始終對文學歷史很有興趣。臺灣畢竟地方很小，大家一窩蜂都認為理工科好，學理工有前途，臺灣流行的理念是，出國一定要學理工。所以我在大學時學的是物理。但我對中國內地的關切是從小一直延續至今的。”蒲慕明說。
蒲慕明認為，上世紀7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是對在美國華裔留學生的一場教育。“教會了我們如何關心國家大事，學生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實驗室工作。這個‘保釣’運動影響了很多學生，也影響了我的心態。”
“保釣”運動之后，許多臺灣學者放棄了自己原有的專業，加入聯合國等各種國際組織，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活動。
1976年，蒲慕明在美國普渡大學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他申請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一個職位。“我想為世界的科學文化教育作點貢獻，但是很可惜，我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得到。”
蒲慕明申請的第二個職位，是回到他的母校——臺灣清華大學。蒲慕明給徐賢修校長寫了一封信，信中言辭懇切，希望回臺教書。徐賢修校長用毛筆回信說，“年輕人立志報國是好事，此事交由沈君山院長辦理。”盡管后來蒲慕明并沒有能夠如愿以償回到臺灣任教，但徐賢修校長的毛筆字他至今仍然清晰在目。
也許是命中注定的蒲慕明學術之路，最終，他申請的第三個職位，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助理教授被錄用，從此開始了他真正的學術人生。
蒲慕明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是他在32年前在襁褓中離開故土之后的1981年。當時，北京醫學院和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交流項目，合作開辦了一個講習班，加州大學派遣蒲慕明赴中國講課。
蒲慕明對這次回國的情景依舊歷歷在目：“當時我住在北京醫學院的外國學生宿舍，到晚間肚子餓了，想出去找點東西吃，但街上的飯館基本上都已經關門，回來時連學校的大門都已經關閉，我只好爬門回宿舍。”這一年蒲慕明雖然才33歲，但已是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第一次回到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內地，北京留給他的印象是“到處的燈光都很暗”。
盡管如此，蒲慕明對這片古老的土地并沒有感到絲毫的陌生。他依然記得一次在長安街上的飯館吃刀削面，與其同桌吃飯的一位老師傅問他：“老弟，你是從上海來吧?”老師傅不經意的一句話，蒲慕明竟永久性地記下了，“我聽了這話很高興。雖然我是從海外回來的，但這里的人們還是把我當成自家人。”
畢竟，中美兩國關系的堅冰已經打破，畢竟，枯樹已經開始綻放綠芽。當時，全國三十幾個醫學院都派教師來北京醫學院學習，暑假一個月的時間，蒲慕明教授神經生理學與細胞生物學課程。每天的課程分上午兩個小時、下午兩個小時，上午授課，下午介紹在美國開展的科學研究。
“記得我在講課時，下面聽課的學生年紀都比我大，最大的都已經超過50歲了, 甚至有來自新疆醫學院的老師，大老遠趕來北京聽課。”蒲慕明回憶，“兩個班，每個班三四十人，每個學生尤其是那些高齡的學生，都在很認真地做筆記，他們雖然不太提問——當時還沒有形成這種風氣，但我依舊很感動。”
那是中國科學的春天，“大家重新撿起丟掉了十多年的東西，這種發奮努力的精神委實讓我欽佩，肅然起敬。”說到這里，蒲慕明的目光依舊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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