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板：基礎研究薄弱、產業化滯后
新型纖維研發需要巨大的技術和經濟投入，使許多投資者望而卻步
實際上，“十一五”時期，我國在高新技術纖維及新一代功能性、差別化纖維領域，已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碳纖維、高強高模芳綸1414、可生物降解—聚乳酸纖維等已從中試攻關發展到產業化生產階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中空纖維膜技術及竹漿、麻漿等已由產業化發展到工業化生產階段。
然而，新型纖維的研發應用仍面臨諸多短板。
首先，自主研發能力較低，研究基礎薄弱。高新技術纖維及功能性纖維是多領域、跨學科的高新技術結晶，而我國在該領域起步較晚，基礎研究與產業化之間存在斷層。例如碳纖維，這種比頭發絲還細、只有鋼鐵1/5重的纖維，是航空、國防、交通等領域的基礎材料，國內需求近萬噸，但目前絕大部分為來料加工。
其次，制造裝備落后，配套研發不足。高新技術纖維產業化，不僅工藝復雜，而且對生產條件要求苛刻，而生產設備、材料、儀表、自控系統等國內都難以解決。如生產碳纖維的高溫碳化爐，而1800攝氏度級別的高溫碳化爐國內無法生產，國外限制對華出口。換言之，要生產高新纖維，先要有高新纖維材料制成的裝備，而國外實行技術封鎖，可謂“買不來、求不到”。
再次，工藝流程復雜，產業化滯后。新型纖維研發周期長、競爭對手強，存在較大的技術和經濟風險，使許多投資者望而卻步。“碳纖維生產難度不僅是理論上的，還是生產中的。我們現在生產的碳纖維，主要是工藝路線太長，控制過程太復雜。”連云港(8.71,-0.14,-1.58%)鷹游紡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國良說，碳纖維直徑只有7微米，卻要在1400多攝氏度高溫的生產線上走600米。“走出去了，它是碳纖維，走不出去，就什么都不是，技術難度非常高，代價也大。”
最后，市場仍處于培育期，關注度高，接受度低，企業很難形成規模效益，缺少再研發投入。“很多國內客戶誤以為化纖就是劣質。在國內的一些訂貨會上，對于功能性纖維，咨詢的多，下單的少。可見培育市場還需要一定時間。”談輝說。
重任：健全產業創新體系
產業發展需要產學研結合，產業鏈上下游結合，更離不開政策的規范與引導
針對新型纖維研發與產業化的短板，紡織工業協會在“十二五”科技進步綱要中提出明確目標，突破重大技術難關，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這一目標的基礎就是健全創新體系。
健全創新體系，有賴于產學研集合。“國家科研單位對碳纖維進行了30多年的基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產業化、規模化的步子，必須由企業來走，而且要走得快。”張國良介紹，目前連云港鷹游紡機是我國唯一通過國家級鑒定的碳纖維生產線，其背后是10年的產業化研發投入。
健全創新體系，有賴于產業鏈上下游結合。產業鏈的每一道環節都是上游的市場，產業鏈的每一道環節又離不開制造裝備。只有下游支持，裝備配套，上游才有研發的動力與可能。岳長鋒介紹，由于市場增長快、產品利潤高，近些年來，與天然纖維相比，莫代爾、天絲等功能性纖維的價格浮動不大。順應這種趨勢，山東寶鼎聯合上下游企業開發了一種超棉纖維紗線。“這種替代纖維與普通棉紗的觸感、功能幾乎無二，卻使下游企業的原料成本低了30%，參與研發的企業都很興奮，覺得聯合攻關太對路了。”
健全創新體系，離不開政策的規范與引導。價格是目前新型纖維遇冷的首道門檻。即便是來自廢物循環的纖維，因為還原—再加工的模式，生產流程比傳統原生纖維要多了一倍，價格自然也貴一些。那么推廣普及這類高新纖維，就需要有政策引導。
一是制定標準，強制擴大市場規模，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國外的功能性、差異化纖維之所以能推廣普及，主要依賴于強制標準。”談輝介紹，美國強調所有嬰兒服都要使用永久阻燃纖維，日本從2012年也將實施新標準要求家用紡織品采用永久阻燃纖維。這些標準的實施，不僅維護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大大加快了功能性纖維的推廣。“國內一些所謂的阻燃紡織品，大部分都是通過后整理實現，而不是從纖維阻燃，洗幾水就失去功能了。這反而讓消費者誤會了功能性紡織品的可靠度，不利于培育市場。”
二是財稅傾斜，通過政府優惠政策，引導消費。“利用廢料生產的新型纖維，實際是為社會節能減排做貢獻，應有相應的稅收優惠。”談輝說，政府應對重大技術項目給予資金支持，并出臺政策，通過稅收等杠桿，吸引社會資金，扶持產業發展。
孫淮濱認為，“十二五”規劃中就紡織業重點發展方向提出的四句話，是有內在聯系的。“推進高新技術纖維和新一代功能性、差別化纖維的產業化及應用”是解決原料問題；“加快發展產業用紡織品”，指出這些原料的市場在哪里；“推動高端紡機和配件自主化”，回答了生產如何配套，制造瓶頸在哪；“支持廢舊紡織品循環作用”回答了如何保證產業低碳、可持續。“實際上，引導政策已經初現端倪，社會資金與紡織企業應該從中嗅到新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