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團１ 賺還是賠
賺了！賺了！面對去年全國國企19870.6億元的利潤，面對上市公司利潤排行榜近幾年始終不怎么變化的座次，誰敢說國企沒賺錢？
不過，要說清這個問題，不僅要看去年的數據，還要看看歷史數據。
從1998年開始國企改革至2005年，國家財政支出中明確顯示為增撥國有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三項費用、填補企業虧損補貼的合計就高達1萬億元。其間，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共計核銷損失近兩萬億元。國有虧損企業共虧損1萬多億元，如果再加上企業改制造成的國家隱形損耗，8年間，國家在國企身上砸下的錢接近5萬億元。實際上，國有企業在那8年間的贏利也只有近5萬億元，兩相沖抵，最多算是基本打平。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趙農、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高明華等學者今年3月聯合發布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則指出，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計獲得利潤總額為4.91748萬億，但同期少繳納的利息、地租、資源租以及獲得財政補貼共計 6.476691億元。排除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看來不公平的補貼和優惠措施，國企2001年至2008年平均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6.2%。
近幾年來，國家在國企上的前期投入逐漸看到成效，然而，國企是否繼續享受國家補貼仍然是個謎。除了明眼人偶爾能從財報上窺得中石油、中石化獲得國家油價倒掛補貼外，大部分公眾對國家財政是否給了某些國企補貼，因何而貼，補貼了多少資金，一概云里霧里，這也導致公眾對國企賺錢與否始終存疑。如果國企繼續享受低利息、地租和資源費用，同時又繼續享受不明確公布的補貼和優惠，國企是否賺錢，始終只是難以破解的謎。（記者 劉洋）
謎團2 利怎么分
無論國企是否是通過“作弊”的手段取得了好成績，最后的成績單總是亮眼的。那么，國企的利潤又是如何分配的，尤其是一些以壟斷手段獲得利潤的企業，是否實踐了壟斷國企應該做到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以2008年和2009年為例，國企上繳給國家的稅收利潤分別為547.8億元和873.6億元，與上述兩個年份國企總體的利潤相比，國企的稅后上繳利潤率在5%至10%之間。這個比例算不算高？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分別來進行比較。
從橫向看，根據國際慣例，一般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的30%到40%，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盈利好的企業甚至向國家繳納稅后利潤的70%至80%。顯然，中國國企的稅后利潤上繳得并不多。
從縱向看，以央企為例，2011年起，中央對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的中央企業稅后利潤的收取比例進行了調整，從5%至10%調高為 10%至15%。從本次調整不難看出，當前，央企有能力上繳更多利潤。而且，對于此次上調，外界普遍的反應是，上調幅度可以更大些。
實際上，央企上交的5%至10%利潤大部分也回到了這些企業的口袋里。
日前公布的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顯示，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共安排了858.56億元。其中，45億元用于支持新興產業發展，40億元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業發展，50億元用于補充社保基金，其余723.56億元則以中央企業兼并重組專項資金、國有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支出、中央企業重大科技創新項目支出、中央企業重大節能減排項目支出、中央企業境外投資支出、中央企業安全生產保障能力建設支出、中央企業改革脫困補助支出、中央企業社會保障支出和預留資金等名目投入到央企及其相關領域。這些項目中甚至有5億元專項用于補助困難中央企業離休干部醫藥費。
如果中央企業上繳的利潤最后仍然回到中央企業的口袋里，那么，央企的央字又從何體現？央企利潤納入國家財政預算從而投入到國計民生最需要領域的初衷又如何實現？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專家就指出，為了少交利潤，或者漲價，有些國字號企業甚至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渲染企業自身經營成本和發展需求，以做低利潤，或者把錢投入到房地產等占用資金的快賺行業。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說：“國有企業是屬于國家的，屬于人民的。它的利潤，內部人是不可能分掉拿走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實際上屬于國家、屬于全體人民的一筆儲蓄，一旦以后國家需要錢，完全可以動用。”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利潤監管力度不夠，如何保證國有企業內部的人不會分掉拿走這些利潤，又如何確定國家什么時候才算需要錢，可以動用這筆錢？如果國有企業的利潤不存在“監管真空”，那么天價茅臺酒單、天價吊燈又是從何而來？
除了上交的10%左右之外，國企的利潤如何分配終究還是個謎。（記者 劉洋）
三桶油：根本不差錢
用“日賺斗金”來形容這幾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業績并不為過。“三桶油”最近公布的2011年一季度財報也印證了這一點——根據公布的財報統計，這三家央企第一季度日均賺取的利潤超過11億元。
然而，業績靚麗的背后卻是業界的一片質疑之聲：為何如此高的利潤收益還在喊虧？為何屢屢曝出石油央企的負面事件？為何不能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一季報靚麗
中石油率先公布了今年的一季報。財報顯示，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1月至3月，中石油實現歸屬公司股東的凈利潤370.02億元，同比增14%；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現歸屬公司股東凈利潤370.03億元，同比增13.9%。
“第一季度，勘探與生產板塊實現經營利潤458.65億元，同比增長38.8%，是中石油的主要盈利板塊。”中石油報告稱，但受原油價格上漲影響，第一季度，中石油煉油和化工板塊經營虧損36.92億元。
得益于成品油的兩次上調及農林牧漁四大行業用油需求的不斷增加，中石油在下游銷售板塊賺取了76.84億元的經營利潤，同比大漲155.3%。
中石化較中石油稍遜一籌。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今年第一季度中石化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205.01億元，同比增長24.49%；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一季度，中石化歸屬本公司股東應占利潤為206.43億元，同比增長25.22%。
受益于國際油價走強，第一季度中石化勘探及開發業務經營收益為131.43億元，同比上漲14.3%。
在三家石油央企中，中海油的業績最為靚麗。在上游勘探業務上頗有優勢的中海油第一季度未經審計的總收入大增近60%，達485.1億元。“報告期內，公司油氣凈產量達85.2百萬桶油當量，相比去年同期上漲26.6%。”中海油稱。
自稱很“差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一季報的總體業績均比較好，且日賺超11億元，但中石油和中石化最近卻在頻頻強調煉油板塊業務的虧損。“當前，中石化80% 的原油依靠進口。”4月26日，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表示，現在國際油價是每桶110美元，政府價為每桶90美元，“也就是說煉一桶油，中石化就將虧損近 20美元”。所以，傅成玉稱，“相關部門應就國際原油價格的漲幅合理地調高國內成品油價。”
與此同時，對于中游煉油板塊業務的虧損，中石油將原因歸結為“受國內成品油價格未完全調整到位的影響”。據了解，今年以來，國家發改委曾兩次上調成品油價，但按息旺能源等諸多機構統計，這兩次漲價均未滿打滿算地上調，由此，也引發了“石化雙雄”的喊虧之聲。
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則表示，國內石油企業沒必要為煉油板塊虧損叫苦，“核算整個產業鏈利潤，國際油價高企引起煉油板塊虧損的同時，也會給原油板塊帶來高利潤。因而，企業整體還是盈利的”。目前，憑事實上的壟斷地位，中石化和中石油在下游的銷售板塊已幾近布局完畢，同時，在上游的勘探業務，隨著近年來“走出去”步伐的不斷加快，“石化雙雄”也能憑借國際油價的高漲賺取上游的利潤。所以，石油巨頭們獲得高額利潤是不爭的事實。
責任未盡全
值得注意的是，“石化雙雄”屢屢曝出的負面事件備受業界關注。中石化1200萬元天價吊燈事件、廣東分公司的天價酒事件等，均成為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
“企業追求收益最大化本無可非議，但不應以犧牲普通百姓利益、助推通脹、損害經濟增長為代價。”一位學者在媒體上撰文認為，“石油企業的年報、季報顯示出的高額利潤，均說明其有承受一時不漲價造成的利潤空間縮小的能力。與其任由高利潤滋生‘三公’消費過大，傷害投資者及廣大百姓感情，還不如多擔負些社會責任、做出一些利潤讓渡和犧牲。”
而對于石化央企所上繳的紅利，分析人士也提出了質疑。據悉，中國煙草總公司、中石油、中石化等具有資源性特征的15家央企按稅后利潤的15%上繳國有資本收益。“中石化和中石油等企業獲取的利潤借助的都是事實上的市場壟斷地位，而不是通過市場競爭獲取的。”分析人士稱，“從央企的性質和還富于民的角度，‘石化雙雄’理應上繳更多利潤。”
“天價酒單”折射國企管理漏洞
“節儉的蘿卜”“奢侈的酒”“昂貴的油”，看似三個不搭界的詞語，卻是用來形容同一個對象——中石化。
而這個“負面纏身”的石化巨頭最近又被曝出了“獎金門”。近日，有媒體從中石化內部人員處得到的文件復印件顯示：2008年至2010年，中石化云南分公司領導班子違規挪用黨員活動經費和工會經費用于年終獎等發放，總額超過640萬元。
當然，中石化的種種，只是眾多國企、央企的一個縮影，不僅暴露出了國企在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也反映出了監管的缺失。
層出不窮的“天價”
4月25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向媒體通報了有關“天價酒”事件的調查和處理結果：中石化下屬廣東分公司總經理魯廣余因違紀被免去總經理職務，降職使用。同時，對魯廣余給予經濟處罰，對已消費的13.11萬元紅酒費用，由其個人承擔。這意味著，“天價酒”事件的最終結果，變成了“一個人的舞臺”，由魯廣余導演，再由魯廣余演出，最后再由魯廣余收場。
作為“天價酒”的后續，“獎金門”似乎是公眾拿出來反駁中石化“蘿卜論”及表達對事件處理結果不滿的一種“宣泄”。
事實上，國企體制管理漏洞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經是老大難了。就中石化來說，之前就有“天價燈”、“缺陷油”等前科；就整體而言，去年6月，審計署發布了三大航空公司2008年度的財務收支審計公告，這份看似“例行公事”的報告讓一批掌管航線和航班時刻資源的航空高管相繼落馬，同時也揭示出了中航、東航、南航財務“黑洞”的冰山一角。
“一個個接連發生的類似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個體行為，而是整個國有企業現狀的反映。但是每一次事發之后，國企通常采取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并沒有去思考或改變問題存在的根本。”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宋頌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擺在國企面前的問題是管理機制不創新、運行機制不規范、管理上存在漏洞等，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那么下一個“天價”“腐敗”還是會不斷出現。
逆向運行的必然產物
對此，也有專業人士分析認為，政治與經濟雙重體制的逆向擠壓是國企腐敗高發的動因。一方面，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監管依舊是以行政化手段為主，自上而下的公權力對國有企業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國企正是依賴這種公權力，獲得民營企業無法企及的超額壟斷利益。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具有市場經濟主體的屬性，在國家監管、社會責任與公益目的極度弱化的情況下，多元化的經濟行為和經營方式又成為其謀取私利的重要途徑。可以說，國企腐敗源自這兩種制度的改革不到位引發的制度負作用，以及國企在這雙重制度環境下的定位缺失引發的內在負動力。
宋頌興則認為，這些事件都同時表明了相關部門在管理監管上的缺失。“就拿‘天價酒’事件來說，作為國企央企的監管部門，國資委并沒出面說明。國有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全民只是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對國有企業進行有效監督，這就需要監管部門負好監管責任，做到相關信息的透明。另外，媒體也要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記者 史燕君）
國企分紅的國外經驗
近年來，國企總是喜歡拿國際慣例說事，動不動與“國際接軌”。那么，現在就來看看國外國企是如何管理國有資產的。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于這個水平，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盈利相當于其稅后利潤的70%至80%。
在具體操作方式上，不少國外國企一般都將紅利繳納給國家財政部門，用于公共預算財政，而非繳入取之國企、用之國企的“小金庫”。
管理的兩大法則
在國外，盡管國有企業在宏觀經濟中必不可少，然而只要私人資本可以良好運營的領域，國有資本即選擇退出。發達國家的政府一般只滿足于在戰略性企業中持有少數股份，而盡量讓私人持有多數股份。
總的來說，國外國有企業的管理經驗有兩大準則：
一是控制國有企業的進入程度，國有企業在經濟領域的參與宜退則退。如德國政府明確規定，國有企業的建立只能是完成公共的社會目標，只有在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目標不能更好地通過其他方式實現時，方可允許國家參與企業。
二是明確國有企業的非盈利性，對于國有產業，政府通常采取獨資形式，但同時也鼓勵私人進入。對于某些私人可以勝任的領域，政府為完成某種特定任務或職能，也往往通過資本參與而對企業的決策發生影響，不過政府的控股與參股依然是社會性目標，而不是盈利性目標。
分紅的三種模式
在西方發達國家，國企分紅一般分為三種模式：
第一，以控股公司為中心的國家參股管理模式。其基本特點是，政府主管部門通過設置大型控股公司來實現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如意大利、奧地利、瑞典、新加坡、贊比亞等都采取這種管理模式。
第二，以獨立的國家持股基金為中心的社會分紅管理模式。以美國為例，1978年，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公司（APFC）成立。APFC獨立于州財政部門而獨立運營，但需接受州議會預算及審計委員會的監督。1980年，阿拉斯加州議會通過永久基金分紅計劃，該方案將每年及前4年平均下來的永久基金投資凈收入的50％發放給每一個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滿6個月的居民。為防止通貨膨脹侵蝕永久基金本金的購買力，州議會隨后又通過了法案將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資凈收入優先用于補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貨膨脹。在補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凈收入存入基金的收入儲備賬戶以供議會立法批準其他用途。
第三，以財政部為核心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德國是以財政部為核心的管理模式的代表，類似的還有英、法、美、日等國。在這種模式下，國有資產管理與政府財政預算體制直接掛鉤。如在法國，預算體系與公共行政機構相適應，分為中央預算、地方預算和國家社會預算。法國的中央預算由一般預算、附屬預算和國庫特別賬戶構成。一般預算是中央預算的主體部分，其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其他為國有企業利潤分紅和國外收入等。國有企業在按稅法規定納稅外，如有贏利，則必須按50%的稅率上繳所得稅。其余利潤，一部分按股份向股東發紅利，國家股份的紅利均上繳法國經濟財政部的國庫司，另一部分作為企業純利潤，歸企業自行支配。
杜絕利益集團化
實現國企分紅的一個重要障礙在于，國企利益集團化導致國企實際控制權被小集團操縱。
西方發達國家對國有企業有健全的監督控制體系，以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在這些國家中，國會或議會對企業的監督主要通過審核企業年度報告、法律執行情況和提起訴訟等方式來行使監控權。
英國法律規定，國有企業要向議會提交年度報告和賬目，議會通過經常聽取企業的財務報告，監督和審核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美國國會有權傳國有企業的行政官員到國會作證和陳述法律執行情況及政策落實程度；法國國會通過調查和訴訟方式對國有企業監督，并且法律對訴訟提起條件、程序、訴訟和解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規定，議會監控提高了監控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