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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致信國家領導人，建議借鑒國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國設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2年后的1985年，國務院批準試行博士后制度。同年底，我國第一批博士后流動站建立。到如今，已經整整30年。

　　30年，正是一個人從嬰兒成長為壯年的時間，博士后制度在我國也早已成為一項人才培養和使用的重要制度。然而，歲月的增長雖然讓這名“壯漢”有了成熟的軀體，但在他的頭腦中，一些“困惑”也油然而生。

　　就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多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均提出了對現行博士后制度的改革意見。他們的意見背后，都隱藏著一份深深的思考——30年過去了，博士后制度下一步該如何發展呢？

時代之惑：博士后怎么了

　　1987年，南開大學校長龔克還是一位剛剛在國外學成回國的“海歸”，正在籌劃自己未來的發展道路。

　　是時，可供龔克選擇的道路其實很多，機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但龔克還是猶豫躊躇，因為對這些用人單位他缺乏深入的了解，那時的人事制度又比較刻板，一旦選擇的單位不合適，要想流動就難了。該怎么辦呢？

　　有一天，一位領導的一句話影響了他最終的決定。

　　那位領導說：“你為什么不去博士后管委會咨詢一下呢？”龔克這才知道，原來在國內也是可以申請博士后的。

　　那一年，博士后制度在中國剛剛設立兩年，絕對算是新生事物，而龔克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其實當時最吸引我的還是博士后制度的靈活性。”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龔克說，因為博士后在流動站有兩年的工作時間，兩年后，雙方可以雙向選擇。“也就是說，兩年后，我可以再根據自己的情況重新考慮未來，博士后給了我多次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機會。”

　　1987年9月，龔克進入清華大學，成為電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后。

　　在進入清華之前，龔克與這所國內名校并沒有太多聯系，而他在國外求學的高校也不屬于通常意義的“世界名校”。因此，很多人覺得他在這種情況下去清華求職“沒有活路”，然而清華的科研平臺和項目對他這樣的青年科研人員又頗具吸引力。“但我又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清華環境。”龔克說，因此，博士后制度又給了他另一種意義上的“寬松環境”。“我可以用兩年時間驗證自己是否適合在這里作研究。不適合的話，兩年后我就可以走了。”

　　在這里，還要提一下龔克的“薪水”。

　　當時，博士后工資是150元，同時還有100元的住房補貼，這一水平基本與教研組正教授的水平相當。這樣的“高福利”也是博士后的吸引力之一。其次，做博士后可以比較專注于研究工作，龔克考慮趁著剛剛完成博士學業的這段時間，一方面打下更加寬厚的研究基礎，另一方面可以積累成果在學術上立足。

　　“總之，在當時情況下，博士后制度無異于一種沖破僵化體制，更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改革創舉。”龔克說。

　　如今，30年過去了，龔克已經成為國內重點高校的一校之長，曾經帶給他巨大幫助的博士后制度卻似乎變了味道。在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人事制度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新情況下，之前的改革創舉反倒成為了很多人口中“僵化”的代名詞。這種制度曾經具有的“靈活性”“高福利”“少干擾”等優勢，反而成為了當下人們對博士后制度口誅筆伐的最主要依據。

　　30年間，博士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前途之惑：變了味的“靈活性”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鐘章隊遞交了一份關于提升博士后創新能力的提案。在這份提案中，鐘章隊提到，目前我國博士后進站人員不夠優秀，博士后崗位很難招到優秀的人才。

　　事實上，鐘章隊所提到的問題，在幾年前就已經成為大家的普遍認識。

　　早在2012年，在一次博士后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教授鄭蘭蓀就表示：“在我們實驗室，每次交流時，我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招不到博士后或者招不到好的博士后，這是現在很多高校、研究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我曾和同行的幾位院士交流過，這幾年大家都沒有招收到優秀的博士后。”

　　曾有一份數據顯示，在高校博士生畢業后的去向中，有四成選擇進入高等院校，有一成選擇進入科研設計單位，僅有不到3%的博士畢業生選擇在國內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王頂明是清華大學的一名在讀博士后。作為“圈內人”，他也發現自己身邊的同學中，很少有選擇進入博士后群體的。而問及原因時，王頂明笑了：“現在的社會這樣浮躁，大家都想盡早找一個穩定的工作，誰還會踏踏實實地做博士后啊？”

　　他的話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博士后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無法給博士生一個穩定的未來。”李亮是國內某高校的一名博士生導師。采訪中，他向記者表示，在目前的就業壓力之下，博士人才希望在畢業后能夠盡早穩定，而這恰恰是博士后制度所給不了的。“兩年后，博士后就必須出站，而出站后，他又將面臨找工作的問題。因此，只要有好的機會，誰都不會拿兩年的時間冒險。”

　　遺憾的是，越是優秀的博士畢業生，在畢業時遇到“好機會”的可能性就越大，選擇“冒險”申請博士后的幾率也就越小。

　　于是，當年成功吸引“龔克”們的博士后制度的第一個優勢——靈活性，現在反而成為了阻礙優秀博士進站的重大難題。“時代不一樣了，就業環境也不一樣了，我們的政策卻沒有改變。”李亮說。

　　然而，受制于博士后制度本身的特性，這一問題似乎并不好解決。有人曾建議博士后合作導師要在博士后出站后的就業方面承擔更重要的推薦權利和義務。然而，這一建議并無具體細節。或許，在目前已經時過境遷的就業環境下，除了在企事業招聘中增加“博士后”經歷這一似乎不太合理的“外力”推進外，能吸引優秀博士生進入流動站的，也只剩下提升博士后本身的科研“含金量”，使其能在就業市場上更具優勢。然而，這需要給博士后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科研環境。現在，這方面與“龔克時代”又有怎樣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