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王傳超并沒想到，自己一篇不到兩千字的文章，會引起學術圈內(nèi)巨大共鳴。
“一針見血！完全說出了我們的心聲。”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青年教授薛宇感嘆。
“說出了我們大家一直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發(fā)鏈接給薛宇的張亮生說。這位32歲的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副研究員當天甚至將文章打印了出來，反復閱讀。
這篇題為《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的觀點性文章，只是4月30日《自然》專刊上“放大鏡下的中國科研”專題中的一篇。在文章中，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的王傳超博士呼吁：中國有必要與其它國家一樣，為新畢業(yè)的博士生提供資金和機會，以免青年科研人員外流、長期留在國外或完全脫離科研界。
“博士剛畢業(yè)時恰好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維最活躍的時候，但條條框框的限制把人捆得像個粽子。”戴著一副眼鏡、身材清瘦的薛宇有些激動，“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為年輕學者松綁，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他很快把文章轉給身邊的年輕學者們，又引發(fā)了一場討論。而張亮生當天寫的有感而發(fā)的博文，則獲得了科學網(wǎng)上兩萬多次的閱讀量和50個推薦。
從事科研，他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幾乎可以預見
就在熱烈探討科研評估體系應當怎樣“給年輕人一個機會”之時，薛宇收到科學網(wǎng)編輯邀請，針對這個話題，參加一個不限時的在線討論。一同受邀的還有張亮生。
“感覺做科研就是發(fā)發(fā)論文，心里不踏實，咋整？”
“想出去讀博見世面，又覺得留在國內(nèi)可以攢人脈，糾結。”
“剛工作，總是被單位要求頻繁地轉換課題，怎么破？”幾天前，討論剛一開始，短短幾分鐘之內(nèi)，數(shù)十條問題便出現(xiàn)在屏幕上。
年輕人們的問題五花八門，薛宇對著屏幕卻只看到倆字——迷茫。“這是學生和年輕學者普遍的感覺”，他已經(jīng)工作了9年，這種感覺卻仍然伴隨左右。
和很多八零后一樣，35歲的薛宇偶爾也會向往一下“不一樣的人生”。但從事科研，他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幾乎可以預見。
曾有人對他形容在讀博士們的命運：杰出的博士畢業(yè)后，人生的軌跡便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直到最后去世成為死教授。不夠杰出的博士畢了業(yè)，就只能轉行，在遠離專業(yè)的其他領域“打醬油”。
博士的出路似乎越走越窄，薛宇覺得，是科研評價體系出了問題，“在國內(nèi)，評價一個學者的方式幾乎就是數(shù)論文。”
他一度理所應當?shù)亟邮苤@種體系的評價，認為“做科研的一生，就是發(fā)論文的一生”，相比于同齡人，薛宇覺得自己算得上幸運，博士畢業(yè)后，他便直接被母校華中科技大學聘為副教授。
但后來看到北京大學饒毅教授寫的科普博客，他才突然意識到，科學家的形象不應該只是 “戴著大眼鏡，整天蹲在實驗室”，像霍金寫《時間簡史》、道金斯寫《自私的基因》那樣為大眾普及科學知識，一樣是科學的一部分，而對創(chuàng)立私人公司的克雷格·文特爾和楊煥明這樣的學者，也應當給予寬容和認可，畢竟，科學也要關注應用和產(chǎn)業(yè)。
可據(jù)他觀察到的現(xiàn)狀，學界對于科學家寫科普、學者開公司的評價，依然是“不務正業(yè)”。
薛宇的研究領域是生物信息學，這是一門由生命科學、信息學以及數(shù)理化等多門學科交叉的新學科。“更偏向IT”，他解釋說，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計算機分析人類數(shù)目巨大的基因序列中表達的結構功能的生物信息。
然而，這個被稱為“21世紀自然科學核心領域”的前沿學科，卻因為其更偏向于技術的特質，而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評價。早幾年，從事生物信息學的科技機構“華大基因”就曾因為研究的是技術和方法而被斥“沒有科學”。 身在同一領域，薛宇很有感觸，“做科學就應該比做技術要顯得檔次更高？科學與技術何時分家過？”
他感覺，科研評價里許多不成文的條條框框將人束縛住了，留給年輕人的只剩迷茫。
他將不再分析遺傳序列上的大數(shù)據(jù)，轉而分析淘寶上人們的購物習慣
和大多數(shù)年輕學者一樣，薛宇的科研起步之路，走得十分緩慢。
因為科研的資源、條件、獨立性等等都與職稱掛鉤，一開始，薛宇連實驗室都沒有，也沒有帶博士的資格，只能領著幾個碩士生“過家家”，他解釋說，碩士生第一年要上課，第三年要準備畢業(yè)論文，只有第二年能安心做些研究，把太深的課題交給他們，很容易讓學生們無法順利畢業(yè)。
從事前沿學科的研究讓他一畢業(yè)就當上了副教授，但“新學科”、“年輕人”這樣的標簽也帶給他不少麻煩。最開始申請課題經(jīng)費的時候，項目書里的一兩個錯別字都會被放大成“不踏實”、“不靠譜”的印象，然后慘遭拒絕。
“資深學者普遍對年輕人缺乏信任感，多數(shù)人不相信青年學者能夠取得突出成就，認為我們沒有資格承擔大項目。”這個獲2012年“青年科學之星”生命科學領域銅獎的年輕人說。
兩個多月以前網(wǎng)上熱炒“27歲浙大美女教授陸盈盈”時，他曾特意寫了篇博文，列數(shù)24歲就成為正教授的華人數(shù)學家陶哲軒、22歲就在《自然》發(fā)表炎黃基因組測序和組裝論文的生物信息學者李英睿等人，為年輕的科學家正名。
申請經(jīng)費幾乎是所有年輕科研工作者們共同的“痛”。 據(jù)王傳超在《自然》期刊里的表述，目前青年學者能夠爭取的最大的經(jīng)費項目要數(shù)青年科學基金，占到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總預算的20%。但每個成功申請的項目在3年里卻僅能拿到約24萬元人民幣的經(jīng)費。第二個選擇是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每個成功的申請者在做博士后的兩年里也僅僅能獲得5～8萬元。這些經(jīng)費遠不足以購置實驗室試劑和耗材來開展科研項目。
一提起錢，青年學者們感受到的滿滿都是尷尬。研究表觀遺傳組學的張亮生無奈地說起國內(nèi)博士后的雞肋處境。張亮生曾在2012年去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做過8個月的博士后，他解釋說，在美國，博士后相當于一份職業(yè)，可以從中獲取薪水，也可以隨時中止。
而在國內(nèi)，人們總是說“讀”博士后，搜索“國內(nèi) 博士后”，網(wǎng)上滿是吐槽和心酸，也正因如此，很多人選擇出國做博士后，“把青春和智慧奉獻給別國，為他人做嫁衣”。
更令導師感到扼腕嘆息的是有才能的學生因為錢的顧慮而放棄科研。同在同濟大學任教的33歲博導劉琦感慨，現(xiàn)在招博士生，甚至需要著重考慮一下學生的家庭經(jīng)濟情況。
他眼下有一個碩士生即將畢業(yè)，這個學生在科研方面很有天賦，劉琦很想留他讀自己的博士，把科研堅持下去。學生也很糾結，考慮到如今博士畢業(yè)后競爭和經(jīng)濟方面的雙重壓力，他還是選擇了放棄科研。
這個學生最終簽約了阿里巴巴，從今年6月以后，他將不再分析遺傳序列上的大數(shù)據(jù)，轉而分析淘寶上人們的購物習慣。
“他碩士剛畢業(yè)的收入就比我一個教授高！”劉琦感到五味雜陳，他自己也說不清，是替學生高興，還是為少了一個科研人才而惋惜。
清華大學的“90后”女博士張潔現(xiàn)在也感覺挺迷茫，她已經(jīng)博士三年級，前不久剛剛發(fā)現(xiàn)了轟動國際學術界的“液態(tài)金屬機器”，卻依然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
“我可能會先出國鍍個銅”，她有些自嘲地說，“然后再回來做科研，不過北京博士出來搞科研，一個月就五六千，還不如本科生出來去企業(yè)工作。生活難啊！”
應該給年輕學者維權的機會，避免年輕科學家成為“科研民工”的命運
這個周末，薛宇一有時間就在科學網(wǎng)的在線討論里回復年輕人們的問題。看著那些似曾相識的困惑，他的憂慮加劇了。“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這些問題將永遠停留在被吐槽的階段，得不到解決。”
2014年，他曾在哈佛大學生物統(tǒng)計與計算生物學系副教授劉小樂的幫助下，建立了一個生物信息學沙龍，目的就是讓年輕人有個說話的平臺。在這里，業(yè)界人士可以不分長幼、暢所欲言。他們計劃著，將這個沙龍進行下去，每兩年舉辦一次。
5月10日這天，薛宇要參加一個青年學者論壇，第二天，他還要參加分析化學的年會。現(xiàn)在，他平均一年要參加8到10個學術會議，到海外交流一到兩次。
“十多年前國內(nèi)每年平均只有一個學術會議。” 他覺得，越來越頻繁的學術交流和互動對增進同行學者間的信息共享與合作大有裨益。
我國的科研評估方式也在朝著重視質量的方向扭轉。薛宇發(fā)現(xiàn)，像南京大學張辰宇教授關于循環(huán)miRNA的跨物種調控、清華大學俞立教授發(fā)現(xiàn)新的細胞器“遷移體”，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李文輝博士發(fā)現(xiàn)乙肝受體等高水平、原創(chuàng)性極強的研究工作，并沒有局限于發(fā)表在國際頂級期刊上；他所在的大學也已開始允許副教授評選博導，據(jù)他了解，北大、清華的助理教授也可以指導研究生，有獨立從事科研的資格。
青年學者們還是希望變革的步子可以邁得再大些，中國科學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徐耀希望，如果可能，應該取消除國防計劃以外的那些大科研計劃，讓“大牛“們的欲望降低，做更為力所能及的課題，這樣可以把一部分資金分給年輕人。同時，應該給年輕學者維權的機會，讓學術帶頭人做到利益均沾，以免去年輕科學家成為”科研民工“的命運。
“國家應該創(chuàng)造更加開明和公正公平的環(huán)境，并提高待遇，把面臨選擇境地的可塑之材留下。”劉琦始終為放棄科研的那名學生感到惋惜，“科研不應該是只憑情懷才能堅持下來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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