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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竟然被賣了。

  面對這條簡短的新聞，29歲的“SCI職業寫手”陸志明壓根兒不以為然。這位微生物學博士畢業生，曾拒絕了被視為“香餑餑”的兩所高校副教授職稱，自愿成為一個“槍手”。

  在大多數人眼里，這個全稱《科學引文索引》、59年前由美國人創立的數據庫十分“高大上”，是評價科研水平的“硬指標”。但對陸志明而言，在上面發文章，不過就是完成一件流水線上的產品。

  最近，加拿大湯森路透集團宣布，將旗下包括SCI數據庫在內的知識產權和科學信息業務，高價拋售給一家與科研毫無關系的投資公司。聽說這個消息，美國微生物協會立即與這項“扭曲了科學”的指標說拜拜。陸志明看到網絡上有人提問SCI被賣“對國內乃至世界學術圈會產生怎樣影響？”他毫不猶豫地寫下“有個毛線影響”。

  “現在科學本來就是個產業，是功利的。”陸志明說。兼職兩年全職一年，他經手SCI論文多達25篇，結婚和房子首付的錢就是這樣攢出來的。而他所認識的另一個小團隊，一年的業務流水量就達到2000多萬元。

  與灰色市場的繁榮相呼應的，是我國在這場“國際SCI競賽”中嗖嗖往上躥的得分。在2014年，我國SCI論文數量便高達25萬篇，僅次于美國，是英國的兩倍。中國在這場競賽中的投入也越來越大。在科研經費的比拼中，中國雖然屈居第二，但年均16.6%的增長速度卻讓其他選手望塵莫及。

  然而，一邊是科技論文“第二大國”的輝煌成績，一邊是創新指數在40個主要國家中排第18名的尷尬現實。有學者呼吁“論文崇拜撐不起科技強國”，簡單要求論文發表的期刊和數量，只會折騰掉大筆科研經費。但是，對于另外一些學者來說，在我國的國情下，量化的評價指標總比人為主導要強得多。

  在SCI論文代工廠的流水線上，不到1年就能生產一篇博士畢業論文

  隨著我國SCI論文體量的日漸龐大，陸志明所在公司的業務也蒸蒸日上。

  銷售部、市場部、產品部、實驗部、技術支持部，光看部門組成，他們公司與其他公司并無不同。只不過，從這些流水線上誕生的，是一篇篇SCI論文。

  作為一個權威的引文數據庫，SCI通過科研論文被引用的頻次來體現科研成果和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每年都會公布所收錄刊物的影響因子排名。而陸志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一篇發表在影響因子5分以下期刊上的SCI論文，他們在半年至9個月內便可搞定所有實驗量。這種在他眼里“沒啥技術含量”的實驗“體力活”，全部交給本科和專科生組成的團隊。他們中許多“連實驗原理都不懂”，但“操作技術相當高”。

  接下來，包括博士和碩士在內的技術支持部門要花差不多兩周的時間，根據數據“從零整出一篇能發表的SCI論文”。從數據分析、撰文繪圖到語言潤色，他們如同堆積木般熟練。加上前期的實驗和后期的投稿，最多不超過一年半，一篇能達到博士畢業要求的論文，便從他們手中印到了SCI國際英文期刊上。

  招攬顧客之類的“雜活”則不需要他們費心。在這個嚴謹而高效的工作鏈條上，一個個部門之間環環相扣：銷售團隊聯系客戶；市場部通過調研了解需求，并且收集客戶反饋；產品部根據客戶告知的研究方向，在一周內列出該領域的研究前沿和熱點，并且呈現給客戶。此后，陸志明所在的部門給出詳細的實驗方案和預算，客戶認可后簽約。

  上海交通大學科技史教授江曉原，對此早就見怪不怪。“SCI刊物一點都不神秘，很多公司都能搞定。”江曉原反復強調。“國內的考核體系卻往往認為，如果你能在SCI期刊上發表論文，你便牛得很。”在他看來，SCI如今儼然已成科學界的“黃金俱樂部”，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期刊一經收錄即登龍門。

  事實上，SCI每年收錄的刊物多達8000多種，“有不少水刊”。他舉例說，有的期刊就是單純地刊登實驗報告，哪怕是同類型的實驗，只要具體對象和數據不同，便可能多次發表。如今不少期刊推出了電子版，篇幅不再受限，更導致魚龍混雜。

  而且，在江曉原看來，影響因子這把看似公正的尺子，其實也會說謊。

  一方面，期刊可以通過一些手段提升自己的影響因子。另一方面，被引用次數越多，也不一定說明科研價值越大。極端情況下，一篇極其糟糕的文章也經常被當作反例引用。

  正如江曉原所調侃的，“蘿卜快了不洗泥”。在讀博的5年時間里，陸志明一共發表了5篇SCI論文，其中兩篇發在了所在領域排名前五和前十的期刊上。而如今，他一年完成的SCI論文多達十幾篇，大多發在了中低端雜志上。

  當雞的數量增大到100萬只，鶴恐怕就很難被注意到了

  根據多年的追蹤觀察，江曉原覺得，“SCI槍手”的產業鏈已經逐漸浮出水面。

  去年3月，英國現代生物出版集團宣布撤銷43篇SCI醫學論文，其中41篇來自中國。短短5個月之后，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又撤銷了64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

  所有被撤銷的論文均由第三方公司代為投稿，他們在推薦審稿人時提供虛假的郵箱，自己投稿自己審，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然后將偽造的審稿意見發回雜志社。在江曉原看來，這已經成了不少“槍手公司”快速發稿的秘訣。

  在成為“全職槍手”前，陸志明曾兼職的公司便走了這條路子。但如今他所在的公司講究“絕對正規”，保證客戶的安全。因此，他們有很多“回頭客”。有些客戶從博士到走上一線，一直依靠他們公司發表論文，有人代寫論文形成的研究都成了體系。

  在這個成果生產鏈條上，陸志明是那只“下蛋的雞”，但孵出的蛋卻不屬于自己。看著那些沒有自己署名的論文，陸志明卻并不感覺失落，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只是在做服務業”。

  他服務的對象大多是公立醫院的臨床醫生。“不進入這個行業，你根本不知道他們對于科研外包的需求量。”

  在中國的醫院里，醫生要臨床和學術“兩頭挑”，不像美國的醫院，臨床型和學術型醫生大約10∶1。SCI論文顯然成了他們升職路上的“攔路虎”，陸志明因此覺得，自己某種意義上給客戶清除了路障。

  正是這種巨大的需求，讓這個興起不到10年的行業像氣球般膨脹。陸志明的工作從單純地代寫文章拓展到了設計研究方向和實驗細節，而他們的實驗室也像陀螺般越轉越快。在他看來，業績增長的背后，正是國家對科研硬指標的逐漸重視，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龐大的基礎研究體量。

  2014年，我國發表的SCI論文總數與14年前相比，已經翻了5倍。而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北京市所有科研機構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加起來還不及一所哈佛大學。有科研工作者回憶，那時SCI論文還是新鮮事物，所在的學校給予現金獎勵，但大家仍然感覺高不可攀。

  陸志明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07年，那時SCI論文已經普遍與評職稱掛鉤。同時期，井岡山大學一位教師3年內在國際SCI期刊《晶體學報》上發了70篇文章，成功被提為副教授，此后又被曝出論文造假。

  在這些壓力和誘惑的驅使下，有不少客戶找到了和陸志明一樣的代寫者。“單純地寫一篇，沒有設計實驗的環節，公司簽的合同就是3萬元。”

  這些流水線上的標準品，最終變成了“學術泡沫”，涌入我國每年20多萬篇SCI論文的洪流中。江曉原認為，優秀論文早已不能在這些泡沫中“鶴立雞群”了，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打比方說，泡沫泛濫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當雞的數量增大到100萬只的時候，遠遠望去一大片，其中有幾只鶴恐怕就很難被注意到了”。

  他大聲疾呼，“我們已經過了計劃經濟的時代，不應該再搞計劃學術了！”生物科學家饒毅也曾在科學網博客上尖銳地指出，“SCI在中國科學和教育界長成了一個畸胎瘤。”評價科研成果，逐漸變成只看發在了哪兒，發了多少篇，影響因子多高，發了什么卻沒人關心。

  定量分析評價當然存在問題，但只采用同行評價并不可行

  事實上，如何避免純量化的評價標準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只令中國科學家頭疼。

  在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后，美國科學家蘭迪·謝克曼“任性”地宣布，不再向《細胞》《自然》《科學》三大“所謂的頂級雜志”投稿。他自己創辦的期刊也完全不采用影響因子這一指標。理由是，“人們往往覺得那些數字看起來更客觀，但其實它們都是錯誤的”。

  對于這一事件，“SCI寫手”陸志明依舊很淡漠。“所有的評價指標到最后都得量化，這個沒法避免，就和找工作要看985和211高校一樣。”在他看來，單方面地宣布不公布影響因子，不過是掩耳盜鈴。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武夷山，早在5年前便對論文代寫代發現象做過深入的調查，不過，他得出的結論并非要一刀切掉職稱評定中的量化指標，而是要想辦法改進其中的不合理之處。

  14年前，當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采用量化指標來評價科研績效時，這位科學計量學專家在論文中寫道，“與過去那種主觀隨意性較大的評價方式相比，無疑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同時，他也警告，對待這些指標要慎之又慎，如果過于強調單個研究人員論文發表量和引用量，就容易誘導他們走捷徑。

  后來，在和英國一位教授探討這一難題時，他們取得了共識。“既然總有人通過做手腳來應對指標，那指標就不能太少。”他曾供職的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設計了20多項學術計量指標，除了影響因子，還包括擴散因子、權威因子、被引半衰期等等。

  而且，“槍手”陸志明覺得，國家總得采用一個“性價比最高”“犯錯率最低”的篩選手段，這個篩子不可能完美。

  在量化指標存在漏洞可鉆，但又不得不用的情況下，武夷山提出，最好的辦法是將定量評價與同行評價擰在一起。

  一個月前，他用1000多字的篇幅，詳細介紹了一位美國學者提出的科研基金分配新模式。學者們相互評估學術水平，并給同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學者獲得的經費越多。同時，充分數字化的信息系統，可以識別出潛在的利益沖突，以及相互關照構成的關系網絡。

  學術界的同行們則在評論區七嘴八舌地討論開了。有人鼓掌，有人跳出來質疑，也有人中肯地提出改進的建議。不過，他們大多都認為，現有的評價體系得改革了，公認的學術實力或者研究的市場價值，才應該是評價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