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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葆仁， 知道這個名字的有幾人？ 了解他的事跡的有幾人？ 領悟他精神精髓的又有幾人？ 能達到他那樣的境界的又有幾人？

科研：  中國有機化學的開拓者之一

  1926年，不滿20歲的王葆仁從東南大學化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他經常閱讀國外文獻，一旦受到啟示，就作實驗來驗證，從此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當時國內從事有機化學研究工作的人寥寥無幾，而王葆仁開展的都是當時有機合成的前沿課題——硝基甲烷的合成、格氏試劑化學反應、環己烷螺旋丁內酯等的合成研究。1929年他用英文發表了第一篇研究論文。
  王葆仁認為，在有機化學的發展中，煉焦工業的發展和染料工業的需求，使有機化學中的芳香族化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導致染料化學的出現；而對雜環化合物的廣泛研究，又發展了藥物化學。上世紀40年代，王葆仁的研究轉到合成染料與藥物研究方面，兼顧理論研究。在湄潭浙江大學，他曾指導學生制備海昌藍、DDT、味精，研究中藥鴉旦子和合成磺胺新衍生物的藥物等，以期找到療效更高而副作用又少的磺胺類藥物。在當時風行磺胺藥，但又尚未發現磺胺衍生物新藥的情況下，這個構思說明了王葆仁的遠見卓識，遺憾的是當時限于試劑與藥理等條件，沒有取得應用成果。
  王葆仁認為，電石工業的需要促進了炔烴化學的發展。上世紀50年代以后，以石油化工為基礎的烯烴化學，使石油化工成為經濟發展中的天之驕子，化學給人們的衣食住行都增添了異彩。他說：“有機化學由芳烴至炔烴又至烯烴的歷程，促使我想到烷烴的問題。”同時，他認為我國石油中蠟的含量很高，可以對烷烴進行有控制的選擇性反應。自1978年起，王葆仁指導開展了烷烴化學的研究，分別從氯、亞硝基、磺酸基等自由基對烷烴進行取代反應及從卡賓等活性中間體對烷烴化合物進行插入反應。通過系統研究，總結出幾類取代基的指向規律，找到了制備兩種氯代烷烴的方法，提出了簡單烷烴自由基能夠發生12重排的觀點。論文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重視。

轉行： 拓荒中國高分子研究

  “20世紀科學史中，高分子科學的發生、奠基和發展是最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30年代才知道什么是高分子，到40年代，不但在科學上，而且在應用和工業生產中都取得了巨大進展，在化學學科中，高分子的研究風靡全球。這種科學和技術的快速發展，充分顯示了科學與技術在人類社會進化和發展中的無比巨大的力量。高分子科學短短幾十年的進步和產生的社會影響證實了這種論斷。”胡亞東這樣介紹高分子的作用和地位，他是中國最早聆聽高分子大學課程的學生之一。
  “1951年，應莊長恭所長的邀請，王先生從浙江大學調往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協助建所和主持工作。1953年，隨著國家經歷了3年經濟恢復時期開始轉入‘一五’計劃建設熱潮，王先生在積極開展有機化學研究的同時，毅然選擇了陌生的當時還處于發展初期的高分子化學作為重點發展方向，分別以制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即有機玻璃）和聚己內酰胺（即錦綸）作為研究任務。”化學所研究員王有槐回憶說，當時王葆仁直接指導3個課題組，“孫樹門、楊承淑和我分別任組長”。
  “先生總是親臨科研第一線，堅持每周進行工作匯報。他對課題負責人只抓研究路線、關鍵問題和進度，對于具體分工、細節，他是不加限制的，比較寬松，便于課題組長發揮作用和積極性。”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研究員楊承淑曾撰文回憶同事王葆仁先生。
  “他帶領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高分子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邊工作、邊學習，迅速完成了有機玻璃和錦綸的研制和工業化數據這兩項軍工任務，率先在我國試制出第一塊有機玻璃和第一根尼龍６合成纖維，以后分別轉至沈陽化工研究院和錦西化工廠擴大生產，成為我國最早的高分子工業產品。”王有槐說。
  王葆仁認為，高分子化學挑選課題必須從國計民生出發，同時不應忽視基礎理論研究。他主張高分子科研工作必須與我國石油化工大品種的生產實踐相結合，必須為生產服務，但也應開展應用基礎研究以指導生產。
  隨后，王葆仁又在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成立了高分子物理化學和有機硅2個研究組。新中國的高分子科研隊伍就這樣成長起來，也為大學和產業部門培養出一批高分子專業人才。
  1956年，國務院制訂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時，王葆仁負責“高分子與重有機合成”重點項目和高分子科學的學科規劃，隨后他又擔任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化學組成員及高分子分組組長。1962年，他參加了第二次全國科學技術發展10年規劃工作。
  “每次會議，王先生都與分組成員一起殫精竭慮，十分注意保持高分子這門年輕學科的整體性，使之與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和物理化學一起列為化學學科中的二級學科。先生還多次建議大學化學系將高分子化學科列為必修課目，與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和物理化學同樣重視。1958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先生更是多方籌劃、負責主辦高分子化學系，這是當時國內外最早辦的高分子學系，早期的畢業生現在都成為主要的科技骨干力量。”王有槐說。
  同年，中科院在北京籌建化學研究所，他率領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高分子研究組全體成員來到北京，擔任化學所副所長，分管高分子方面的工作。
  “在他的指導下，化學所在烯類聚合、縮聚反應、高分子物理化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了有機硅、有機氟高分子和離子交換樹脂與膜等新材料的研究，為發展我國的合成纖維和塑料樹脂科學與工業作出了較大貢獻。”胡亞東說。

學術交流： 身體力行的社會活動家

  “先生很重視通過學術報告來培養、鍛煉業務骨干，推薦他們在全國性學術報告會上作綜合性大報告。先生總是認真審查論文報告，幾次提出問題，有時還補充數據，最后再作文字上的修改，非常負責。先生推薦的報告，不僅鍛煉了報告人，也深受聽眾的歡迎。”楊承淑回憶說。
  為了交流高分子科研工作經驗和盡快將科研成果公諸于世，1957年，王葆仁負責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高分子學術期刊《高分子通訊》，由他歷任主編直至謝世。由于王葆仁的嚴格認真，使這份刊物達到了高水平，贏得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1954年以來，王葆仁倡導組織了系列高分子學術論文報告會，此后10多次會議均由他主持、領導，每兩年召開一次。他事必躬親，精心規劃，樹立了良好的科學態度和學術氣氛。他堅持這門年輕的學科應保持整體性，在化學學科中與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和物理化學等一視同仁，列為二級學科。他的意見得到化學界的支持，在中國化學會內設立了高分子學科委員會，一直由他擔任主任委員。在他的領導下，這個委員會一直學術氣氛濃厚、團結協作，開展了各方面的學術組織工作。
  王葆仁也十分重視國際學術交流，曾多次接待高分子訪華代表團，也多次率團出訪蘇聯、日本、美國等地，宣傳了我國高分子的成就，了解到最新國際動態并和很多國際知名的學者建立了友好聯系。

講課： “大家都全神貫注地跟著他的思路飛奔”

  如果說有機化學和高分子研究是王葆仁的中心事業的話，那教育——上課和擔任系主任等教育管理工作——是他事業不可割舍的另一半。
  1926年在東南大學畢業后，王葆仁開始從事教育工作；1936年從德國回國擔任同濟大學化學系教授、理學院院長、化學系主任；1941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擔任浙大教授兼化學系主任；1951年應莊長恭所長的邀請從浙大調往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1956年應中科院化學所邀請，來到北京擔任化學所副所長；1958年負責籌建中國科技大學高分子化學系。王葆仁的科研和教育經歷歷經60個春秋，就像他自己形容的——“我的一生就是為年輕人鋪平道路來攀登科學事業高峰”。
  大二上過王葆仁的有機化學課的中科院化學所研究員竺安至今記憶猶新：“第一堂課，王先生就開宗明義，‘學我的有機化學，沒有100分，80分就是高分’。我們一聽這話就覺得他要求很高。其實王先生的意思更為深遠，世界上有上千萬種合成物，有機化學的內容浩如煙海，學習沒有止境，要站得高看得遠，不要拘泥于書本，這完全不同于當今社會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現在每年都熱捧高考狀元，我認為科教界不要追逐100分，不要追逐第一名，學無止境。”
  王葆仁十分重視基本概念，認為基礎課比選修課更重要，必須使學生弄懂基本概念、打好基礎。因而他總是緊緊圍繞基本概念來講解。他不但講實驗結果，還從分子結構上闡明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反應，物質為什么會具有這些特性。在講化合物的性質時，往往用電子理論予以解釋；在講化合物的結構時，又善于用分析綜合的方法進行；在講授有機天然產物課時，他著重介紹用化學反應判斷化合物分子結構的方法。
  “我們最喜歡聽先生的課。每當上先生的課，大教室里總是座無虛席。當他一站到黑板前，大教室鴉雀無聲，大家都全神貫注地跟著他的思路飛奔。他以簡練的語言、秀麗的板書、條理清晰的講述，把我們引入了千變萬化、奧妙無窮的有機化學世界。先生講課時的音容笑貌，我們至今歷歷在目；先生講課時舉的生動例子，我們至今仍牢記在心。”中科院化學所研究員楊玉昆說，自己從本科到研究生，有幸直接聆聽王葆仁教誨長達8年之久。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唐有祺說：“如果把對我一生有重要影響的師長排排隊，王葆仁先生肯定排在前三名。我在同濟大學化學系學習，以后從事物理化學研究，王先生給我們上有機化學課，不論是理論還是實驗，都讓我們掌握得很扎實。抗戰時期沒有講義，王先生抄在黑板上的講義邏輯很清楚。”
  “1949年我在浙大化學系做畢業論文時，王先生作為系主任，工作教學任務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實驗室指導我們做實驗。我也不是專門研究有機化學的，但王先生的有機化學課讓我受益終生。”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所研究員楊福愉說，聽王先生講有機化學是種藝術享受，深入淺出，一點也不枯燥。
  王葆仁講課時十分注意國內外有機化學的新發展。他認為在大學講課就是講學，決不能照抄書本、照本宣科。他通過閱讀文獻不斷了解新的科學動向，使自己始終處于當代有機化學的前沿，講課經常增加新的內容，常講常新。他采用卡勒（Ｋａｒｒｅｒ）的《有機化學》為教本時，其1946年版沒講到鮑林（Ｌ．Ｐａｕｌｉｎｇ，195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1947年王葆仁就向學生介紹了鮑林的共振論，讓學生了解到最新動態與成就，備受歡迎。
  “先生講課的聲音非常清楚，語速很慢，邏輯性強，沒有一句廢話，如果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字非常工整、有條理，他在板書的時候會留下一兩行空白的地方，講了10分鐘就添上一點，到下課的時候你就發現空白處都填滿了，原來他都是有設計的。整整兩個小時，中途不休息，你想得準備多少材料。”中科院院士、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佟振合說，因為上了王葆仁的課，“我們這一班同學無論天南海北，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的功底都非常深厚”。
  “王先生授課時重視啟發教育、重視平時訓練，每講完一堂課，都出幾道非常有趣的習題。有的是訓練合成思路，有的是著重考慮內外因素，有的是用不同性能來區別、分離各類化合物及混合物，有的是從元素分析、分子量測定以及用特征反應等來推測未知物的結構。練習題做完后就上實驗課，啟發我們獨立思考，引導我們共同討論不甚了解的問題，收效很好。”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機化學所研究員戴立信說。
  “每學期王先生都舉行3次不預先通知的測驗，3次測驗的成績都在80分以上者，就能得到免予大考的殊榮。一個班只有一兩位同學可以拿到。那時候我們上課都很緊張，3次考試都是突然襲擊，往往是先生講了10分鐘之后才知道要不要考試。1981年我和黃維垣、陳慶云先生在上海有機化學所制定研究生累積考試規劃時，也學習了這個好經驗——每學期4次不定內容的考試，每次都得A的話就有特殊鼓勵。”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機化學所研究員陸熙炎回憶說。

作實驗： 穿著西服作實驗卻從不弄臟

  王葆仁十分重視科學實驗，講究操作精細、技術高超、準備充分、秩序井然。他認為化學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科學，如果學生不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靈巧的雙手，很難成才。他任教期間，每天都去實驗室。即使在他兼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教務長期間，也不例外。他對實驗操作要求十分嚴格，一套合成儀器安裝好以后，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從側面觀察，都不能歪斜，甚至實驗臺上、儀器柜內的物品擺放都必須井然有序、整齊清潔。倘若違反操作規程，立即停止實驗。
  楊福愉說：“1949年我在浙江大學化學系做畢業論文時，王先生作為系主任，工作教學任務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實驗室指導我們作實驗。”
  日寇入侵后，國難深重，民不聊生，同濟大學經費拮據，一再遷徙。“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同濟大學從上海遷徙到浙江金華、江西贛縣、廣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在日軍轟炸的逼迫下，同濟大學想再次搬遷。1940年，時任同濟大學理學院院長的王葆仁被派往李莊考察并籌備遷移事宜。爾后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也遷徙到了李莊。”化學所研究員胡亞東說，他翻閱《李莊往事》時發現了王葆仁先生一些不為人知的事跡。
  在學校一再遷徒的戰爭環境中，王葆仁依然設法籌建實驗室，親自動手從事作研工作。“王先生曾經帶學生在破廟里做實驗。我1948年在浙江大學讀大二，浙江大學已搬遷回杭州，用木炭爐代替煤氣燈，每人發把扇子，用兩個水桶上下提水作為冷凝用水，將手搖油泵作減壓蒸餾及真空過濾等。就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中國教育仍培養了那么多人，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這是王先生他們這輩人永不磨滅的功勛。我們今天要崇尚這種精神。”陸熙炎說。
  “我的實驗是在昆明作的，當時條件非常差，沒有水，沒有電，但照樣作實驗，照樣能學到東西。我認為科學本身還有精神問題，光靠錢、大房子和好儀器是沒有用的。科學和教育一樣，還是靠大師。王先生雖然看起來很小很弱，但一直很堅強，很少抱怨周邊的環境。”唐有祺說。
  1944年，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赴浙大參觀訪問，看到實驗條件那么簡陋，而他們卻那么頑強地工作，深為感動，他說浙大的學術氣氛可以媲美于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兩所大學，贊譽當時的浙大為“東方之劍橋”。
  “王葆仁先生是一位嚴師，他對我們學習、文獻查閱、總結和實驗設計都很嚴格，但從不無故訓斥我們。有一次，他到實驗室來，看到我作實驗時實驗桌上很亂、工作服也很臟。他就批評我說：作實驗也要有條不紊，想好了再動手。他還告訴我，當年他在德國作有機化學實驗時，經常穿著西服動手，從不把西服弄臟。從那以后，我作化學實驗時經常想到這些話，后來也常常用先生的這些話去教育和要求我的學生。”楊玉昆說。
  “我記得王先生還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有次作實驗，一個學生說找不到天平的砝碼了。王先生說實驗用的砝碼永遠只能在兩個地方：天平上或砝碼盒里，化學老師只讓你放這兩個地方，正確使用天平是化學工作者的基本功。王先生治學嚴謹，在小的操作細節上也要求嚴格，科學上不允許差不多，差一點也不行，不能出現胡適筆下的‘差不多先生’。”竺安說。
  王葆仁培養了上千名學生，弟子遍布海內外，有幾位美籍華裔已是國際知名的有機化學家與生物化學家，當天到會的就有12位中國科學院院士。
  1985年慶祝王葆仁從教60周年時，旅居美國的浙江大學校友鄭家駿、程克信寄來一首祝賀詩，贊頌王葆仁為培育科技人才作出的卓越貢獻：
湄江昔日沐春風，多少酯醇相和融。
萬里回首故國遠，先生桃李彌寰中。

寫書： “我的書柜里一直保留著先生的書”

  王葆仁一直十分注意資料的搜集工作，認為國際上有機合成專著有兩部很重要——《有機合成》和《有機反應》，他兼取上述兩部書之長，撰寫出《有機合成反應》上下冊，分別于1981年和1985年出版。他以綜述性論文的寫法，介紹各個重要有機合成反應。著重闡述了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新合成方法與典型反應的新進展，不僅能供有機化學教學使用，還可提供科研工作者應用這些新反應。這部珍貴、有價值的專著，深受化學工作者歡迎，1988年被評為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一等獎。
  “我從1981年上本科，1985年上研究生，這兩本書陪伴我度過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光，直到現在，我都一直帶在身邊。那時候參考書不多，這兩本書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副所長丁奎嶺說。
  無獨有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化學部副主任陳擁軍說，自己的書柜里也一直保留著這兩本書。“我們上世紀60年代生人需要補上這一課，現在和未來需要更多的王先生，需要他豐富的知識，需要他高尚的品德，需要他獨立的人格。”
  為了宣傳普及高分子知識，1980年王葆仁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化學卷高分子化學編寫組的主編。由于他在高分子化學界的威望和他本人的認真負責態度，使高分子化學分支的工作提前完成，比其他分支快兩年。在撰寫過程中，他經常帶病聽取匯報、處理工作，敢于堅持正確的意見和批評不正確的意見。他確定的交稿日期，自己首先按時交稿。他經常說：“一個人要言而有信，要求別人做的事自己首先必須做到。”
  王葆仁還十分重視高分子名詞的制訂工作與科普工作。他曾多次向青少年作科普講演、為《人民日報》等報刊撰寫高分子科普文章和編寫通俗讀物《高分子化合物》等。

生活： 偶爾要一碗紅燒肉改善改善

  “先生處世光明磊落、廉潔清正，從不為個人或親友謀取私利。他認為不對的就該說，這是對國家負責。日常生活中，他樂于助人、關心后學，他能開路也能讓路，努力不落人后，成功不必在我。”王有槐說。
  “我雖然沒有機會直接聽先生的課，但先生是我進入高分子領域了解的第一人，而且是揚州老鄉，所以我對先生既崇拜又很親切……我1981年回國后做了一些工作，1987年在武漢全國高分子年會上領獎，20年過去，領獎時講的話我還記得很清楚——雖然獎金只有300元，但我很看重這個獎。雖然先生的工作沒有載入高分子教科書，他的論文也不是頂級水平的，但他特別值得尊重，因為他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發展了這個學科，帶領我們前進。”江明的發言好幾次被掌聲打斷。
  1985年8月24日，在中國化學會祝賀王葆仁從事化學工作60周年的大會上，他將晚年疾病纏身、奮力疾書寫出的《有機合成反應》一書的稿酬1萬元人民幣捐贈給中國化學會，設立“中國化學會高分子基礎研究王葆仁獎”基金，自1986年開始頒獎。此后，化學會又陸續收到了海內外有關人士對此獎勵基金的捐贈。
  “1989年我父親病逝，安葬在老家揚州，我驚訝地發現旁邊竟然安睡著王葆仁先生，講起來他們都是揚州中學的校友。我父親是國畫家，對化學一竅不通，但相同的是對各自事業的執著追求，我想肯定他們在天國里已結為良伴。每年給父親掃墓，我都不忘在先生墓前鞠躬。今年清明，我去掃墓，看見旁邊豪華墓地人來人往，我很感慨——有誰知道，這里沉睡著中國化學界一代宗師？！假如當年先生不把那1萬元稿費捐出來，絕對可以把墓地弄得很豪華，到現在也不會過時。但我想，這是一種褻瀆，先生不需要花崗巖，先生不需要大理石，先生深深地記在我們心里！”中科院院士、第一屆“中國化學會高分子基礎研究王葆仁獎”獲得者江明說。
  “書出版后他拿到1萬元稿費，馬上就和我母親商量，要捐出去做獎學金，獎勵人們多作學術研究，多出成果。在今天看來這筆錢可能是少得可憐，但在當時，這是他見過的最多的錢。他沒有想到用來改善生活、買點家具、做幾件衣服，而是立刻想到用于獎勵科研。”大兒子王被德說，父親王葆仁對長期的清苦生活一貫安之若素，平日家里總是粗茶淡飯，偶爾要母親燒一碗紅燒肉改善改善。
  “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元錢，可想而知，一萬元錢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研究員黃志鏜感嘆說。
  “歷史是珍貴的，尤為珍貴的是老一輩科學家留下來的精神財富。我遺憾的是，沒有更多的年輕人了解王先生的事跡。”浙江大學教務長、高分子系主任、2005年“中國化學會高分子基礎研究王葆仁獎”獲得者鄭強說，他自己和浙大高分子系曾分別捐贈給“中國化學會高分子基礎研究王葆仁獎”基金1萬元。

紀念： 記住他的學問！記住他的品德！

  “從王先生的經歷來看，一位老師可以影響一批學生！化學所是王先生工作時間最長的單位，化學所也是受惠最多的，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王先生留下來的精神財富。”中國科學院化學所所長萬立駿說。
  胡亞東與王葆仁在化學所共事30年，工作上的關系非常密切，他說：“現在的社會潮流是大家只顧‘朝前看’，只顧‘朝錢看’，而忽略了以前的東西。其實，如果沒有前面的積累哪有今天？！我希望大家多了解歷史，搞自然科學得多了解社會科學。很多年輕學者對‘歷史’不感興趣，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歷史的重要。年長的學者都對科學有一定的認識，這是他們文化素質和生活、工作經驗決定了的。今天屏幕上的王先生特別和藹可親，朝每一個人微笑著，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美的王先生。大家多看兩眼吧，記住王先生！記住他的學問！記住他的品德！”
  1945年浙江大學化學系學生史宗法寫下的《緬懷恩師王葆仁先生百年誕辰》，表達了對王先生的深深懷念：
薪臥湄城育學子，只為抗戰御倭侵。
春秋六十獻科教，舉世萬千仰巨星。
教授有機天下甲，后生受業九州尊。
師恩未報學生憾，遙祭期頤千古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