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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自1999年起開始實行的高校全面收費政策，由于與之配套的“高校擴招”為大量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提供了上大學的機會，因而具備了實踐上的合法性。但從該政策在制定時所依據的“拉動內需、回籠貨幣”的經濟性目的，以及在缺乏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倉促出臺的背景角度來看，其隱含的不足和附帶產生的消極性的“惡”則成為必然。

 

    在法律上，這種面向學生家長的高校收費顯然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高校學生一般在年齡上都超過了18歲，是法律意義上的成年人。他們在法律上具有與父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利，父母已經無須為他們的上大學承擔經濟責任，他們也沒有權利要求父母為其上大學支付學費。以學生家長為收費對象的高校收費政策，卻漠視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這個法律事實，強化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顯然是有違現代法律精神的，并且不利于大學生建立權利和責任對等的公民人格。

 

    在文化上，這種政策利用了人們在傳統文化中形成的“望子成龍”、“讀書做官”的人性弱點，以及在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家庭倫理觀念，亦即供養子女讀書，是父母應盡的責任，不管這個供養期為多長。這種觀念以子女讀書的神圣性，遮蔽了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權利和責任的界限，淡漠了大學生應該具有的經濟責任意識，使其以為父母為其承擔大學學費為必然，不利于他們自主、自強、自立人格的養成，加劇了大學中的“幼稚園大學生”及學生高尚人格修養怠惰的現象。

 

    在經濟上，這種面向學生家長收費的政策，將學生家庭經濟收入的差異，帶入到大學生的教育環境之中，制造了“貧困生”這個暗含歧視意味的稱謂，既造成了大學生們在尊嚴和經濟能力方面的不平等，又刺激和強化了學生及其家長的功利意識，使好學校——好工作——高收入，成為學生及家長的教育信念和目標。這種目標引導學生在學習中普遍采用技術性的學習策略，將“考各種證書”作為學習的目的，降低了學習的意義。而為了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學生畢業后往往立足于要在大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就業，從而造成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人才的“馬太效應”，使高教難以達到促進邊遠和經濟落后地區面貌改變的效應。

 

    從這項政策推行的社會實際效果來看，也表明其顯然缺乏“完美”或“萬全”的性質。該政策在客觀上造成的“學生家長自殺、賣血”、“大學生弟或妹為其輟學”、“一些大學為追繳欠費而不準學生考試、注冊以及扣留畢業證書”等現象，表明其在理論依據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尤其是潛伏著產生消極(并非故意)的“惡”的漏洞。這樣的結果不僅與教育的品性相悖，也與正常的政策制定精神和宗旨不符。

 

    眾所周知，作為組織和主導社會活動的公共政策，其原則應該是瞻前顧后的，亦即不僅要考慮制定政策的原因，而且要考慮政策推行后的結果。追求“萬全”良法，避免和杜絕“惡”法，是當代文明社會中政策制定的基本要求。雖然我們知道任何政策的制定都無法做到“萬全”，難以達到“完美”，但政策的制定者們不應該因此而松懈自己的原則，應該有追求“萬全”、“完美”的理想和信念。只有最大限度地防“惡”和抑“惡”，才能防止和避免政策在主導社會活動時產生負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一些法制健全的國家中，有些法案在國會一拖再拖，有些案件在法院懸置數年的原因。因為那些對法治精神擁有敬畏意識的法官或議員們，深知一個帶有“惡”的意義的判決或法案，對社會的危害是非常深重、深遠的，所以應該慎之又慎。

 

    具體到我國的高校收費政策上，我們寧愿認為政策的制定者們是善良的，其收費舉措只是對國外大學收費的簡單模仿，或者是基于解決高校經費緊張狀況而不得已采取的權宜性政策。因為我們無法設想，一個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是會基于“解決‘8萬億元社會游資會給社會造成通貨膨脹難題’這樣的純經濟訴求”，而利用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理，將他們的家庭儲蓄用來解決國家的經濟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那一定不是正常的教育和政策思維。因為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理由，應該是基于教育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是基于教育之外的其他原因。

 

    高教政策制定是一項系統工程，對其品質的反省有利于政策水平的提高。從根本上說，既需要國家一些基本制度和社會風氣的文明，又需要國家層次人事制度的進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更多的優秀人才參與到國家的政策制定工作中來，以全社會的聰明和智慧促進政策水平的提高。由于任何政策都是需要由人來制定和執行的，因而進步、文明的政策必然需要由具有進步和文明素養的人來推動。所以，建立優秀人才人盡其才的制度和文化環境，是社會真正進步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