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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武漢高校的博物館里擁有國內一流的恐龍展

    日前，云南大學新聞系學生主辦的《新聞周刊》刊登了一篇《本部校園“對外開放”》的報道，報道中說：“本校熊慶來、李廣田故居門口，添了塊新牌子——昆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建筑，它標志著兩校長故居正式入選昆明市第一批新辦博物館，成為昆明市‘博物館之城’規劃的第一站……隨著博物館向市民免費開放，加之校內的‘海棠映日’、‘銀杏道’等自然景觀，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游客到本部參觀。”
    這條消息讓該校老教授林超民感慨不已：“公立大學是用納稅人的錢辦起來的，本來就承擔著向社會傳播文化知識的責任，可是現在的大學越辦越封閉，為社會服務的意識越來越少。有多少人知道門衛森嚴、高墻林立的大學里，還有美輪美奐、色彩斑斕、傳承民族文化和大學精神的博物館？”
    更令他心痛的是，包括云南大學在內的云南多所大學的博物館，不僅社會知名度不高，在高校也有著十分尷尬的地位：學校很少將經費投入到這個看似沒用的“倉庫”里，承載著大學文化精神與歷史積淀的高校博物館，多年來在窘迫不堪中艱難生存。
    云南大學一位曾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在論文中寫道：“美國的歷史很短，但給人的感覺很長，因為他們的博物館太多；中國的歷史很長，但給人的感覺很短，因為我們的博物館太少。” 
    “我們什么都不敢做”
    云南大學1922年建校時，就想建一所博物館，卻因經費問題長期擱置。直到2002年，美籍華人、香港著名實業家和慈善家伍達觀先生的夫人伍馬瑤捐資70萬美元，云大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才得以落成。
    因此，它的建成與其他博物館不一樣，是先有展館，后有文物。“其實上世紀50年代民族大調查時，云大師生就收集了許多少數民族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可惜沒有博物館收藏保管，致使那些珍貴文物散失殆盡，令人扼腕。”林超民說。
    “白手起家”的云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雖經工作人員和部分師生四處奔走，跋山涉水，“到邊遠的獨龍山鄉，進荒野的拉祜林區，越千仞的哈尼梯田，走萬里的景頗邊地”，在兩三年內收集了云南各民族珍貴文物數千件，但這區區數千件藏品，與云南大學人類學、民族學80多年的學術輝煌相比，顯得黯淡無光。這也成了博物館館長、云大民族研究院院長何明的難言之隱。
    盡管展品的征集是博物館“長期致力的重要工作”，但幾年來的運作讓何明感到舉步維艱，“學校每年給博物館的經費只有4萬元，這些錢只夠勉強維持日常開支和人員工資，展品征集費根本無從談起。”
    為了增加藏品，何明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甚至“強制”要求其研究院的教師在田野調查中用科研經費收集展品，“這種捉襟見肘、苦苦掙扎的征集方式顯然不是博物館建設的長久之計。”
    處于窘迫之中的高校博物館并非云大一家。另一個藏品豐富、被譽為“開民族學博物館先河”、有近30年歷史的云南民族大學博物館，生存狀況還不如云大人類學博物館。
    1981年對外開放的云南民族大學博物館，是云南省第一個展示云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博物館。該館收藏的3萬多件文物，大部分是上世紀50年代，云南一批專家學者和民族工作者翻山越嶺，走村串寨，一件件精心考證、匯集起來的。其內容涉及勞動工具、生活用品、服裝、飾物、文字古籍、繪畫藝術、樂舞技器、宗教器械、民居建筑等，反映了古代云南少數民族多層次的社會形態。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教授宋兆麟先生稱云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有不少國寶”。其中一些珍品如獨龍族“木柄石錛”，藏族“人頭骨內畫”、“印章”，回族 “微型古蘭經”、“祈雨龍牌”，納西族象形文字“東巴經”等8種不同的少數民族文字和古籍，以及清代德宏傣族土司的“繡龍袍”、宋代大理國的“象皮甲” 等，都是當世罕見的珍品。
    墻內開花墻外香。198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問中國，云南民大博物館是她此行參觀的唯一一座博物館。30多年來，該館接待過挪威國王、蘇丹總統、克羅地亞總理、芬蘭議長、泰國議長以及近百個國家的政府要員、使節、學者專家等，豐富多彩、千姿百態的珍貴文物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稱，該館“富有獨創精神”。
    然而，這個被“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云南對外宣傳窗口”的博物館，多年來卻一直屈居在學校一幢不起眼的小樓里。“28年沒有改造過，最多就是刷刷墻。”雖然接待外賓頻繁，參觀者上衛生間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1996年省里撥款30萬元給該館修衛生間，可是這筆錢一直拖到2003年才用上。“原來博物館的門口連個走廊都沒有，一下雨，水就直接流進展廳，展品得不到保護，所以我們從30 萬元里拿出一點兒修了個走廊。”博物館負責人玉臘說。
    更糟糕的是，館內設施老化陳舊，每次來人參觀時每層展廳的燈只開一半，因為擔心這些80年代的老線路負荷太重引起火災。由于地方有限，各種展品密密麻麻地擠在不大的柜子里，而且不少柜子“輕輕一抬就起來了”，以至于博物館根本不敢請志愿者來，全由玉臘一個人講解，有時候一次要講3個小時。“我不能保證來的志愿者覺悟都很高，因為我們這些小東西隨手就可以拿。”玉臘說，“我已經向學校反映了很多次，可就是不給解決。如果這些文物丟了我們就得負責，安全沒保證，我們什么都不敢做。”
    “上世紀80年代學校辦學經費只有100多萬元，給博物館的經費是每年3萬元，現在學校辦學經費增加到幾千萬元了，給博物館每年的運行經費仍然是3萬元。2008年又因各種原因減少到兩萬元。”玉臘說。
    今年，云南民族大學將遷往新校區，有消息說，民族博物館將和民族研究所共用一幢大樓。然而，這幢樓將分給博物館多大面積，玉臘心里一點底兒都沒有。
    人才青黃不接
    兩年前，云大人類學博物館曾想收藏云南電視臺一批要報廢處理的老攝像、編輯設備，以留存云南電視事業發展的歷史足跡，但卻因審批手續的繁瑣而最終放棄。這批在博物館看來是無價之寶、本可以利用的“廢物”，真成了一堆廢物。
    經費的拮據不僅導致博物館人員編制少，也使博物館工作人員沒有目標、沒有壓力去開拓工作。許多工作人員承擔著學校的教學、教務工作，博物館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例如，云南民族大學博物館就只有3名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包括接待來訪、修繕展廳、藏品維護、擴大藏品數量和打掃衛生等。其中，博物館負責人玉臘還擔任著云南民族研究所研一至研三所有班級的班主任。
    體制的限制，使得高校博物館在“推廣學術，培養人才”方面作用平平。許多學生直到畢業，都沒有參觀過本校的博物館，更沒有參加過博物館展品的收集、開發和整理。許多學校也沒有把參加博物館工作和到博物館當志愿者，列入學校的教學計劃。
    昆明理工大學地學博物館歷史悠久，館藏豐富，收藏各類標本1萬余件。鎮館之寶有上個世紀30年代從美國引入中國的保存完好的一套“世界巖礦標本”，這些標本采自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基本代表了地殼的物質組成。目前是國內唯一保存完整、歷史最為悠久的“世界巖礦標本”，也是我國早期地質教育的實物見證。
    此外，該館還有精美的寶玉石、觀賞石、云南礦產資源等標本，并收藏有著名的祿豐恐龍骨骼化石、河南恐龍蛋化石、澄江動物群化石以及珍貴的魚龍、鸚鵡嘴龍和海百合化石等特色化石；另有一套上個世紀初由美國制作的采自世界各地的“標準化石”及一套來自日本的新生代貝殼類化石……這些化石都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和收藏價值。
    這一本應深受大、中、小學生歡迎的博物館，開展科普旅游活動卻困難重重，其原因是“缺少專職的管理人員和研究人員”，“展廳面積太小，展柜陳舊，展示手段落后，無法展示出每個標本獨特的魅力”，“缺少專業的講解員”。特別是缺少懂專業英語的講解員，使博物館收藏的精品不能很好地介紹給國外的來賓及專家學者，因而失去許多交流的機會。
    云南大學教授尹紹亭指出，該校不乏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者，但卻和國內整個人類學界、民族學界一樣，非常缺少物質文化、民族文物和文化遺產研究的專家；該校有眾多的學科，卻很難找到博物館管理和其他相關專業的人才。目前在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研究領域，人才青黃不接的狀況十分突出。在新生代學者中，像宋兆麟、楊德軻等積累深厚、學識淵博的專家已是鳳毛麟角，其狀況令人擔憂。
    “要辦好一個博物館，光有好的藏品還不行，還必須有精通業務、善于管理、勇于開拓的各類專業人才。博物館不能只有‘博士’(指‘萬金油’式的人物)，沒有專家。”尹紹亭說，在國外，大學博物館就是一個科研基地，許多人就是在博物館里交流、開發、研究，然后不斷出學術成果。而我們的大學博物館，不應該成為雞肋。
    “一種濃郁的悲哀”
    許多學界人士都知道，如果沒有林超民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云南大學伍馬瑤人類學博物館的落成可能還要推遲很多年。
    林超民是國內著名的歷史學、民族學教授，在他歷任云南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南邊疆民族研究所所長、云南大學副校長等職的20余年間，籌建博物館一直是他鍥而不舍、奔走吶喊的事業。“大學不能沒有博物館。博物館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塑造大學形象上有著極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博物館的大學，文化上將像貧血一樣蒼白。”
    在他和一批老教師的呼吁下，位于校園內的云南貢院、熊慶來和李廣田的故居等一批文物得以保存下來，被云南省政府列為省級重點文物。熊慶來、李廣田故居還被國家《人文地理特刊》評為中國高校最美的大師故居之一。
    此外，經林超民的牽線，伍達觀先生還給云南中醫學院捐資80萬美元，建成了云南中醫藥文化博物館。該學院過去就有個“滇南本草”標本館，藏有眾多中藥材標本。《滇南本草》是云南人蘭茂所著的一部完整醫典著作，寫成時間比《本草綱目》早140年。
    但是，林超民的心中仍然有許多遺憾和隱痛。
    上個世紀90年代，云南大學因興建大樓，拆除了1940年昆明“商業巨子”董澄農捐資為云南大學醫學院興建的細菌學館(又稱澄農館)，盡管這個只有兩層的小樓貌不驚人，但它畢竟是云大歷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筆。林超民認為澄農館不僅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而且可以成為云南大學生物系的博物館，展示該系收藏的種類豐富的鳥類標本和植物標本。但他的堅持和呼聲，在欣欣向榮的建設中微不足道。
    讓林超民和其他一些學者最心痛的，莫過于云南大學最著名的兩幢歷史建筑——王九齡故居和袁嘉谷故居變為餐館這一現狀。
    王九齡是1922年東陸大學(即云南大學)成立時的學校董事會董事，與時任云南省省長的唐繼堯一同當選為云南大學首屆名譽校長。他的故居建于1926年。1937年云大將其租為教授宿舍，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等學者都曾在此居住過。1952年，云大購買了這座老宅。
    袁嘉谷是云南自元代設省600多年間，唯一一名經濟特科狀元。1923年云南創辦東陸大學，校長董澤聘請他主講國學，從此他在云大講學不斷，直到去世。袁嘉谷舊居建于1920年，1951年其后人將這一老宅贈送給了云大，云大在修復中發現了兩塊刻有袁嘉谷手書的“硈佛偈”全文的青石碑。
    在云南大學檔案館一篇有關袁嘉谷舊居的記載中，有這樣幾段話：“袁嘉谷是文化名人，他的影響超越了校園圍墻。他的舊居，是云大校園的一個亮點。校園文化名人舊居、古建筑及標志性歷史遺跡……造就了高校校園文化的傳統底蘊。”
    然而，這兩座珍貴的文物，卻在近幾年間變成“翠湖1923餐廳”和“嘉宴食府”，人們由此知道了這里曾是名人的故居。這種“靠酒肉之香讓人關注名人故居”的做法，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反對。云南社科院副院長楊福泉心懷悲涼：“一個標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應該多一些可以使人彈琴焚香、靜思默想、學習和觸摸本地文脈，可以與古人對話、徜徉于精神之旅的場所，像袁嘉谷這樣的文化大師的故居，就是這樣的場所。如今把它搞成了一個喧囂的飯館，我老是感到其中有一種濃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