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為民:五四文化精英與現代知識結構 兼談文理分科的時代壁壘
2009-03-27 來源:科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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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并沒有“文”和“理”的概念,更無所謂“文理分科”;恰恰相反,早在周代就有“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之說,并作為一個整體提出,而不是分成對立的學科領域。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中國教育文理分科的討論如火如荼,使我想到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時,“廢科舉,興學堂”培養出第一代文化精英的現代知識結構,也是文理兼融的;他們的人生追求、光輝業績和學歷教育,已經昭示了現代知識的內在性統一。例如:
魯迅,畢業于南京路礦學堂和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是被毛澤東稱頌的“骨頭最硬”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打開《魯迅全集》首先讀到的不是小說,也不是雜文,而是6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
魯迅,畢業于南京路礦學堂和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是被毛澤東稱頌的“骨頭最硬”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打開《魯迅全集》首先讀到的不是小說,也不是雜文,而是6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
郭沫若,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白話詩人,戲劇家、考古專家、歷史學家、第一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郁達夫,先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后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并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五四時期著名小說家,詩人,出版了中國現代第一部短篇小說集。
胡適,先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后入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著名語文改革家、文藝理論家,現代話劇創作奠基人。
……
如果考慮到現代藝術、師范教育及其他人文學科中所滲透的跨學科知識等,那么下面的學歷全景掃描,可能更加有助于我們說明問題。
冰心,協和女子大學醫科,后入燕京大學文科;五四女詩人、小說家。
徐志摩,現代著名詩人。美國克拉克大學社會系學習銀行(金融)學,后去英國入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并獲碩士學位。其間,他深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影響。
鄭振鐸,畢業于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著名作家、文學史家,文物專家。
……
我們的五四前輩學識淵博、文理兼融、成就非凡。文理分科并非現代教育的本質屬性。文理分科由于應試教育的高考霸權,演化成思維慣性制導的學科壁壘,幾乎要成為教育改革難以逾越的天塹。
有趣而耐人尋味的是,教育部廣泛征求社會意見的有20個重大教改問題,媒體輿論反饋而來的大量意見,卻高度集中于文理分科這一個問題,其他19個“同樣重大”的教改問題,幾乎都被集體無意識地懸置起來。這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科兼壁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實用主義的社會表現,距離教改應有的目標(如素質論云云)越來越遠了。一名高二文科生,說自己經歷了被稱為“人生首次重大抉擇”的文理分科,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好比讓你選是砍掉左手還是右手,人為地斷送了很多人“心底的夢”;“平日所學,多用來應付無休止的考試,當我讀到一篇詩詞,首先不是去欣賞語言文字的魅力,而是思考碰到考試時,我回答哪些角度的知識點才能得分”。甚至,在“素質教育為表,應試教育為里”的大環境下,如果瀏覽涉及不在高考750分范疇內的知識領域,就會產生對不起父母、老師的“犯罪感”。
我們又到了“救救孩子”的地步!
在目前自上而下的學校“衙門”化、“校官兒”行政化、教育政績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 其他19個問題中的許多如“減輕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的辦法措施”、“創新人才培養的辦法措施”等,即便制定、出臺,又怎么可能不打折扣、不走樣地付諸實踐?我們首先應該做的顯然是:將教改的核心問題——目標、方向、原則等究竟是什么?一一通過“征求意見”討論清楚,不斷與時俱進地優化答案。在此基礎上,諸如文理分科之類的問題才會有根本上的價值歸宿和操作步驟及其理論依據。所以,改革文理分科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建立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和多元錄取體系?如何改變以考為本,逐步建立“以人為本”、尊重個性與特長的評價制度?如何建立職業教育、義務教育、精英教育相得益彰的配套教改體系?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郁達夫,先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后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并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五四時期著名小說家,詩人,出版了中國現代第一部短篇小說集。
胡適,先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后入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著名語文改革家、文藝理論家,現代話劇創作奠基人。
……
如果考慮到現代藝術、師范教育及其他人文學科中所滲透的跨學科知識等,那么下面的學歷全景掃描,可能更加有助于我們說明問題。
冰心,協和女子大學醫科,后入燕京大學文科;五四女詩人、小說家。
徐志摩,現代著名詩人。美國克拉克大學社會系學習銀行(金融)學,后去英國入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并獲碩士學位。其間,他深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影響。
鄭振鐸,畢業于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著名作家、文學史家,文物專家。
……
我們的五四前輩學識淵博、文理兼融、成就非凡。文理分科并非現代教育的本質屬性。文理分科由于應試教育的高考霸權,演化成思維慣性制導的學科壁壘,幾乎要成為教育改革難以逾越的天塹。
有趣而耐人尋味的是,教育部廣泛征求社會意見的有20個重大教改問題,媒體輿論反饋而來的大量意見,卻高度集中于文理分科這一個問題,其他19個“同樣重大”的教改問題,幾乎都被集體無意識地懸置起來。這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科兼壁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實用主義的社會表現,距離教改應有的目標(如素質論云云)越來越遠了。一名高二文科生,說自己經歷了被稱為“人生首次重大抉擇”的文理分科,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好比讓你選是砍掉左手還是右手,人為地斷送了很多人“心底的夢”;“平日所學,多用來應付無休止的考試,當我讀到一篇詩詞,首先不是去欣賞語言文字的魅力,而是思考碰到考試時,我回答哪些角度的知識點才能得分”。甚至,在“素質教育為表,應試教育為里”的大環境下,如果瀏覽涉及不在高考750分范疇內的知識領域,就會產生對不起父母、老師的“犯罪感”。
我們又到了“救救孩子”的地步!
在目前自上而下的學校“衙門”化、“校官兒”行政化、教育政績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 其他19個問題中的許多如“減輕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的辦法措施”、“創新人才培養的辦法措施”等,即便制定、出臺,又怎么可能不打折扣、不走樣地付諸實踐?我們首先應該做的顯然是:將教改的核心問題——目標、方向、原則等究竟是什么?一一通過“征求意見”討論清楚,不斷與時俱進地優化答案。在此基礎上,諸如文理分科之類的問題才會有根本上的價值歸宿和操作步驟及其理論依據。所以,改革文理分科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建立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和多元錄取體系?如何改變以考為本,逐步建立“以人為本”、尊重個性與特長的評價制度?如何建立職業教育、義務教育、精英教育相得益彰的配套教改體系?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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