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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咱們現在的科技創新人才有多少能夠處在世界前沿？
　　王義遒：可能還是比較少。我們在世界頂尖的領域里，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恐怕是整個氛圍和環境的問題。現在不斷有海外人才引進來，但目前的學術環境不改變，可能很難讓他們自由地發揮長處。很多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從歐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們在美國就能夠生根發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過來，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國青年報：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教育還能有什么作為嗎？
　　王義遒：教育不能夠扭轉乾坤，但并不是說教育沒責任。我覺得現在高校里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我管事的時候，要去找一個人來做院長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難，他們覺得干這種事情對學術會有妨礙。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學者都很愿意當官，因為只有當官才有特權和資源，有自己的項目、經費、場地和人員。這種風氣如果延續，學校將來就非常危險。
　　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人盡其才”，這是我的理想。
　　中國青年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讓人才的潛能充分發揮？
　　王義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優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現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
　　中國青年報：您曾跟我們談到，當年錢學森就是被當時清華物理學院的葉企孫教授發現、賞識，并給予了特殊培養。
　　王義遒：葉企孫教授確實能識才，但也不能說現在就沒有識才的人。他們那時候一個班不超過14個人，老師當然了解學生。現在的教授手下有幾十上百個學生，怎么還能保持一種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師生間要互相了解，教師要讓學生不僅僅是學，還要有機會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國青年報：那些基礎扎實、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會這樣胡思亂想了？
　　王義遒：現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教育。現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