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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一是體制機制。
 
    當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20%，產業化不到5%，而發達國家技術轉移高達40%～50%。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大障礙是體制機制。
 
    首先是產學研利益保障機制不健全。由于各類創新主體的職責和權益界定不清，對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術、市場、管理等風險分擔的機制不健全，缺乏法律約束，導致產學研結合難以持續。
 
    其次是政府發揮引導與協調作用不夠。產學研結合沒有專門的促進政策，信息和中介服務體系不完善。政府在產學研結合的資源配置上缺乏明確導向，特別是在對多項技術集成創新和產業技術創新鏈的資源配置上，“貼牌”現象較多。
 
    再次是引導產學研結合的評價激勵機制有待完善。長期以來，學術至上“一刀切”的評價標準，造成了業績考核中輕視企業服務、項目管理中輕視橫向科研的“兩個不平等”；同時，企業也缺乏合作創新意識，從而制約了產學研結合的積極性。
 
    馬德秀建議，應適時制定我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法》，確立必要的準則，以促進產學研結合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障礙二是合作模式。
 
    離子膜是我國氯堿工業和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材料，國家曾組織攻關10年都沒有獲得突破。幾十家單位松散地合作，都怕投入過多而吃虧，造成研發工作始終在實驗室兜圈子。上海交大教授張永明在學校支持下，與民營企業東岳集團組成強大的產學研聯盟，以市場為導向，完成了從實驗室研究到工程化技術的重大突破，打破了美國杜邦公司的長期壟斷。2005年作為山東省一號工程，邁出了官產學研用的重要一步，現已實現產業化并榮獲省科技發明一等獎。
 
    “令人擔憂的是，這樣成功的例子還不多。從這個實例中我們深切感受到：產業技術創新投入高、風險大、系統性和復雜性強，要求參與單位之間形成持續穩定的合作關系。而目前‘年度性’和‘單個項目制’的產學研結合難以適應這一要求。”馬德秀說。
 
    馬德秀建議，應從三個著力點實現產學研合作模式的突破：一要聚焦產業高端，建立共性關鍵技術重大平臺。緊緊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成立官產學研用戰略聯盟，集中力量加強攻關，實現“抱團創新”，提升行業整體創新水平。
 
    二要著眼于搶占未來科技創新制高點，瞄準企業明天甚至后天的技術難題，政府給予政策或資金支持，建立企業與高校的聯合研發實體。比如，在上海市的積極支持下，上海交大以全新的體制機制，以潛在的市場需求為導向，與國家電網、上海電氣、新奧集團、華銳風電等，有效整合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與閔行區共同成立上海紫竹新興產業技術研究院。通過加強前瞻性技術研發，引領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
 
    三要積極扶持中小企業創新。民營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很強的市場適應性，且富有創新的激情和活力。國家要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銀行信貸、擔保和服務體系，以確保中小企業能夠成為推進產學研合作新的生力軍。
 
    障礙三是人才培養。
 
    近年來，我國科研人員數量增長較快，2007年全國研發人員達到173.6萬人，僅次于美國。但適應科學前沿和產業高端創新要求的高素質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缺口依然很大。根據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到2015年，我國僅在裝備制造、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環保等八大領域的急需緊缺人才，就需新增100多萬人。
 
    “創新型科技人才，僅靠高校關起門來培養肯定不行，必須走產學研合作的道路。”馬德秀認為，首先應開放辦學，在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上進一步適應生產力發展、變革的新要求，加大學科鏈與產業鏈的對接。
 
    其次，政府要支持高校在企業建立實習訓練基地，讓學生在與企業的合作中開闊眼界，在實踐中鍛煉和提高他們發現問題、凝練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圍繞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并多次批示的大型鍛件技術難題，上海交大在上海電氣重工設立了3個院士工作站，經過兩年多的產學研合作，不僅解決了大型鍛件的有無問題，突破了國外技術封鎖，還培養出一批優秀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