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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它的發展必須與現實需求相結合。工科的學科優勢和研發力量在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產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主研發能力不強是目前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發展瓶頸問題，同時受經濟和科技體制轉軌滯后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國內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效果也相對較差，特別是還沒有把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結合起來。因此，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仍然是以低端制造業為主。我國目前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工科不僅要開展面向世界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方向的應用研究，還必須以解決我國工業企業研發過程中的工程、工藝等實際問題為己任，這是現階段我國研究型大學工科發展有別于發達國家大學工科發展的鮮明特點。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工科也會在面向國家發展戰略，促進我國工業產業現代化的同時，實現跨越式發展，從而加快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進程。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科技進步對創新型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已經高達70%，因此科技創新能力已越來越成為國際綜合國力競爭和一個民族繁榮興旺的決定因素，而研究型大學正是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成果和創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經過多年的重點建設，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點建設，我國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實力不斷增強，服務社會的能力顯著提升，已經成為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原始創新的主力軍之一，成為解決國民經濟重大科技問題，實現技術轉移、成果轉化的生力軍。眾所周知，建設一流的理科必須瞄準根本性的科學前沿問題，探索未知世界；文科的發展必須立足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努力構建有重要影響的學派；而工科的發展則既與我國的工業發展現狀密切相關，同時又必須孕育孵化未來的產業革命。因此探討創建世界一流工科的戰略途徑，對推進我國盡早實現產業的現代化自主創新和未來的科技進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推動著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19世紀，在以李比希為代表的德國大學教授們的積極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化學工業推動了德國的迅速崛起。在現代國際競爭中，能主動采用新科技、新工藝發展新產業的國家往往能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動地位。如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日本放棄了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實施的以重工業、化學工業為主干的經濟發展戰略，依托研究型大學和產業研究所的研發力量，以尖端技術行業為核心，以低能耗、高效益為目標的產業發展策略發揮了強大的國際競爭能力，不僅開拓了消費電子產業和微電子產業，還使得日本的家用汽車產業具有與美國和歐洲競爭的獨特優勢，成功完成了從“能源依賴型”經濟向“能源節約型”經濟的轉型，順利渡過第二次石油危機，并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20世紀90年代初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使得全球汽車產業和房地產業陷入蕭條，但是美國通過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異軍突起，隨著網絡經濟尤其是電子商務的興起，掀起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繁榮，美國也借此穩固了其全球經濟領袖的地位。

 

 

二戰后，美國研究型大學尤其是世界一流新型工科院校的快速發展，與這些大學對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領域的服務和貢獻密切相關。以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園區和科技帶催生了眾多的新興企業。大學教授成為這些企業的主要“智庫”。一批批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成為實現園區研究成果轉化和產品研發的生力軍。以硅谷為例，這里聚集了數十萬名工程師，數千家高科技公司；全球10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雅虎等20多家在此落戶；硅谷吸引了美國1/3的風險投資，年創工業總產值達2000多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微電子工業中心。同時硅谷地區經濟與科技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了大學的快速發展，增強了斯坦福、伯克利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實力和影響力。由于斯坦福大學與政府全面合作的同時積極與工業界密切合作，迅速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正如斯坦福大學校長所說：“人們都說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我還要加一句話，沒有硅谷就沒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