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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校長們其所以能夠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治校及充分發(fā)揮作用的原因，是得益于當時特殊的教育形態(tài)。一方面，當時的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公立大學并存的多樣化教育狀態(tài)，形成了社會性的大學規(guī)則和教育風氣，也構成了教育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觀念。我國早期大學的“較高起點”及“輝煌成就”，正是在這樣的大學多元化環(huán)境及政府的有節(jié)制管理下形成的。另一方面，當時的政府在名義上追求的憲政目標及政府在實際上的弱勢地位（早期大學隸屬于的北洋政府及民國政府，都沒有完成國家的實質性統(tǒng)一），致使其對大學的管制有所顧忌，從而為大學校長們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供了機會。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事件，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向蔣介石“約法三章”的佳話，都證明了當時的大學校長是可以有自己的教育個性的，也是具有較大的治校自由的。

 

大學校長地位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轉折點，始于新中國建立后的大學“院系調整”，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造大學思想和組織的政治化運動。這些運動將大學驅趕進政治化的旋渦中，使其只能在嚴酷的政治化潮流中隨波逐流。這種制度和文化環(huán)境中的大學校長們越來越脫離學人的身份，成為遵命辦學和落實各種政治化任務的教育官員。他們的工作職責已不再是以維護教育品格和精神為宗旨，而是以落實各種政治指令為指歸。這種體制下的大學校長，已經不是教育的良心和靈魂，不是教師和學者意志的化身，而成了政治的代表和執(zhí)行者。他們的身份與個人的品格、學問、威望已經沒有了什么關系，一些缺乏基本教育素養(yǎng)的人同樣可以到大學中擔任校長或書記。不少擔任校長、書記的人在乎的也不是早期校長們追求的社會清譽，而是校長、書記職位所包含的行政級別及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待遇。

 

這樣，經過多年的政治化制度的規(guī)制和政治化文化的熏陶，大學目標和宗旨在人們心中已經是面目全非，教育行政化的意識可以說已經深入人心，并且已經演變?yōu)樵S多大學人的人格和自覺意識。人們對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和“培養(yǎng)有教養(yǎng)的人”的宗旨已經十分陌生，代之而起的是“大學是改變命運的機會”，是“職業(yè)資格制造場所”或“大學文憑的制造中心”等觀念。不僅學生及其家長、政府教育行政機構的官員這么認為，就連大學中的大部分教師及領導也是這樣認為的。正是人們在大學性質及功能上的這種“共識”，才造就了大學中經久不衰的功利化、技術化、庸俗化潮流和風氣。

 

由于缺乏理性的大學價值觀念的引導，人們在大學活動中的基本立場改變了，對問題的態(tài)度和看法也變了，在學者們認為很成問題的大學行政化，在校長們眼里則不是問題，甚至被認為是應該追求的工作目標。他們不遺余力實踐的反而是如何加強行政化，使行政化的技術更完美、更成熟。在教育的現實活動過程中，他們不認為教師權利被剝奪、教師的人格被輕慢是什么大不了的問題。大學成為政府下屬的準行政機構，被按照行政邏輯管理的意識，已經轉化成了他們的主觀意志和自覺行為。從這個角度上看，反對“去行政化”的大學校長們的各種觀點，或許并不是作秀，而是他們真實的心聲和態(tài)度。而這，則可能是最可怕的。因為如果他們是明白的，社會還可以寄希望于他們的自覺糾正。如果他們是真正的不明白，那寄希望于他們來改善大學，則無異于白日做夢。任由這種情況繼續(xù)下去，則大學教授無權利、無尊嚴，進而無氣節(jié)、無學問；大學生無志向、無品德、無修養(yǎng)；大學教育精神和文化傳播徒有虛名的現象、大學價值和意義無從產生的現象將更加嚴重。大學的更加沉淪和墮落，將使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難以為繼。

 

大學“去行政化”爭論可以說是一面鏡子，它不僅從一些大學校長的反“去行政化”觀點中照出了大學行政化問題的嚴重性，也照出了在社會的主流意識及集體意識中，對什么是大學、什么是大學精神等教育常識的陌生。這種現象提示我們，中國的大學發(fā)展，不僅存在著在建設現代大學制度、改革大學校長選拔方式等問題上如何形成共識的問題，更存在著關于大學本質、大學精神、大學宗旨、大學理念等理論的普及問題，甚至于存在著對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師、什么是大學等教育常識的啟蒙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既非一日之功，需要從長計議，又需要首先解決形成這些問題的思想認識問題，亦即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說的，需要進行一場澄清是非的思想革命，從哲學的層次上、從國家的層次上明確是非，為大學發(fā)展提供理性的、清晰的、文明的思想基礎。而這些，或許才是大學“去行政化”爭論對我們的真正意義。

 

（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