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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最根本的任務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求任何派別、時代或局部的利益。”——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約翰·昆西

 

在美國學術界多年形成的學術標準中，對真理的探索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是這一標準的核心，而這一標準的源頭則出自哈佛大學。“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威廉斯姆斯·艾米恩的名言成為哈佛的校訓。300多年來，哈佛始終引導學生為理想、為實現人生價值要不懈追求和奮斗；在這種精神的熏陶下，一代代哈佛學子成為社會精英，在各個領域作出許多影響重大的貢獻。

 

1月26日，溫家寶總理聽取科教文衛體界的10位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談到加快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他說：“在大學這個本應該思想最活躍、最富創造力的地方，如今在教育管理上‘一刀切’，嚴重阻礙了學生創造力的培養。”

 

溫家寶說：“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一所好的大學，在于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思考。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要有辦學自主權。”

 

王小凡認為，研究型大學主要應該作代表國家水平、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一流科研。“當中國的大學有了研究型和教學型的分類定位后，國家才能更好地在宏觀層面上有效調控。研究型大學需要的資源要多一些，需要充足的研究資金、實驗室、儀器設備等，這樣才能作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要在世界層面上競爭，作二流研究沒有太大意義。定位以本科教育為主的大學，則應該支持一些一般性的、教學性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的目的是讓學生學習作研究，而不是為了發表文章。教授應該讓學生體驗科研的過程，但不會將之作為主要目的。”

 

“我們在談大學自主權時，一定要在大框架下談這個問題：究竟是研究型大學還是教學型大學？這樣國家和各省市才會有相應的支持，教育部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實現。‘985工程’、‘211工程’支持的研究型大學在中國有30所至40所就不錯了，其研究可與世界一流競爭。其他大學，除非個別學科非常突出，基本上應該將教育方針放在本科生教育上。”王小凡說。

 

“大學有了明確的定位，使命也就確定，一整套管理辦法都要跟上來，比如評價、晉升、報酬等方面都要與之配套，否則會造成誤導。”王小凡表示。

 

 

“在破舊立新之前，要把新東西看清楚。”——斯坦福大學第5任校長史德齡

 

最近發生在井岡山大學的論文假造事件令王小凡沉思良久。

 

“這里有管理方面的問題。井岡山大學剛將一些大專學校合并起來，主要精力應該放在好不容易上得起學的學生身上，將他們培養成社會有用之才。對于這樣一類學校，學生的畢業去向比起發表論文、申請經費，應該是更好的用以評價教師和學校的標準。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學校多數教授本身所受的訓練，也不足以讓他們去做最有競爭性的科學研究。美國有這么多的教授在上千所文理學院里，他們所經受的訓練和他們自身的興趣，都決定了他們以培養社會有用之才為目標，而不會將主要精力和能力放在科學研究上，去與研究型大學競爭。”

 

“如果能力不夠而又一定要拔高，會浪費國家資源，對學生也放羊了，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我覺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首先要定位，然后再給自主權。”

 

為什么目前中國大學里的教授不能安心教學呢？“這是行政化的一個問題，沒有清楚的定位，評估體系也就自然過分簡單：一切都由科研處來管。如果全國上下都是靠發文章的點數來晉升職位，而不是從專業要求和對學生有益的方面來評價，自然會出現這個問題，這樣會耽誤一代人。”

 

王小凡認為，中國的家長和學生都過于看重大學品牌，“這是一個問題，但我們一時也不能取消大學排名。我常給在美國的中國籍的學生家長們建議，要讓孩子找到適當的環境，并不是人人都能在最好的大學里成功”。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不要硬拔高自己的孩子，要根據孩子的能力和天賦，人到了一定程度會體現出不同的能力，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同樣的事情，達到同樣的標準和成就。這些理念，國內的家長和孩子們應該慢慢習慣起來，不需要非上名牌大學。”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美國的生物醫學領域，我認識大約幾百名做教授的中國人，來自名牌大學的自然不少，但也有許多來自不太知名的大學，現在也做得非常出色。關鍵是看個人，出路不在‘名牌’。”

 

“中國的教育改革需要經過長期的努力，一點點地改變。如果我們中國的大學也慢慢開始分類，一方面是研究型大學，一方面是以本科生為主的教學型大學，在以本科為主的大學，教授們的精力主要放在將學生培養成才，而不是研究、發文章、申請經費，那么國家的整個教育會有一個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