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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大學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學，沒有最熱門的法學院、醫學院和商學院，但她卻創造了許多世界第一，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所象牙塔式的大學。該校于1933年建立的高等研究所，曾經聚集了世界頂尖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約翰·納什、楊振寧、安德魯·懷爾斯、保羅·克魯格曼等，她就猶如與世隔絕“閉關修養”的修道院。在這里，沒有公司贊助，沒有媒體騷擾，甚至連生活也不用發愁。對此，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頗有感慨地說：“研究所是成功的象牙塔，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時期。”在這座象牙塔里，他完成了兩項重大的成果，一是與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物理學界金科玉律的宇稱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互相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定律，從而兩人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二是他與米爾斯合作，提出了規范場理論，這是人類迄今發現的三大場理論之一。

 

芝加哥大學被稱為既有思想又有學派的圣地，已獲得了53個諾貝爾獎，獲得了61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24個，幾乎占了獲獎人數的40%。原因何在？她被外界形容是“苦修學術的孤島”。為了營造專心致志做學問的環境，學校把周邊房產統統買下，使之與居住區隔開。在芝加哥大學附近沒有商業街，沒有酒吧、電影院，甚至沒有快餐店。總之，凡是容易引起喧嘩的場所，學校一律拒絕。

 

 

象牙塔在我國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諱的，與其說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毋寧說沒有象牙塔式的大學。與西方精英大學相比，我國大學精神的缺失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還不敢坦誠面對，不少大學自我欣賞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號式的校訓。

 

我國大學與西方大學的起源不同，最早的西方大學都是自發誕生的，因此一直保持著大學獨立、自治、自由、民主、質疑和批判精神。我國近代大學是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從西方引進的，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實用主義深深的烙印。自1950年代初，在一邊倒向蘇聯方針的指導下，前蘇聯專業化的實用主義，至今仍然是我國大學辦學的主導思想。

 

本來，北京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應該是我國精英大學的明珠，理應成為象牙塔式的大學，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可惜，她沒有繼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理念，反而曾貶斥他的理念只有“在舊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具有特別重要進步意義”。該校前校長甚至提出：“要從邊緣走向中心”，要“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要培養更多的藍領人才”等；另一位大學校長也說：“大學要主動適應，主動服務”。對于辦精英大學來說，這些口號是完全錯誤的，難怪出現了“破墻開店”、建五星級的大酒店、資源集團總裁巨貪潛逃案、特聘教授假引進、舉辦一系列創收的高價培訓班和教授到處撈外快的現象了。

 

精英大學到底應當怎樣辦？德國一位著名的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尖銳地指出：“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本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姑且不說普通大學，我國的重點大學也深深受產業化的影響，它們不都是在自殺嗎！問題是，我們還沒有認識到病根所在。

 

我國高等教育問題叢生，原因就是兩根緊箍咒緊緊地束縛著大學，即意識形態上的過于緊張和計劃經濟思維。因此，這就成了檢驗大學的重要標準，否則就會被戴上偏離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貴族精神、烏托邦、空想、純理論、超越現實等，在中國都成了稀罕。試問：在中國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于創辦象牙塔式的大學？我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必須看到，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問題上，正是左傾思想在制約著我們。不肅清左傾思想，國外再好的經驗也無法借鑒。我國是大國，社會需要是多方面的，無論是走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學是應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務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養大師。在數千所大學中，辦幾所象牙塔式大學又何妨？

 

象牙塔是從事高深學問研究的必要環境，如此方能耐住寂寞，拒絕銅臭和衙臭，做出曠世的學術成就。我們不能葉公好龍，一邊高喊一流大學，又一邊拒絕象牙塔。

 

（作者系武漢大學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