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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過去提過，為什么不能像西方國家的大學一樣，由教授委員會來全權負責科學研究的管理，而不是科研處！科研處不能真正了解科學過程，只能按死規定管理。”

 

6月2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中國挑戰科學極限甚或道德極限》。

 

文章指出：“火藥、活字印刷術等發明曾使中國位列世界科技領域前沿。而今，中國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兒，正在為中國科技的重新崛起而努力。”“但由于中國不存在西方的社會和法律約束，中國富有進取精神的科學家也在挑戰倫理極限。”

 

“2008年，中國科技部門要求科研人員在兩年時間內研制出30種臨床實驗性藥物，但申請項目資金的時限只有5天。而且，1949年以來，中國只研發了一種獲得國際認可的藥品：治療瘧疾的青蒿素。”

 

王小凡認為，目前國內在制度上存在很多對倫理教育不利的地方。

 

第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王小凡說：“我最近聽說有些地方，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對發表論文仍然實施獎金鼓勵，比如發表一篇《自然》論文，獎金可以發到20萬元。這是很大的誘惑力。大學、研究所將論文發表與獎金直接掛鉤甚至召開新聞發布會，我覺得很危險。這個現象一下子杜絕不了，但要慢慢取消，不能靠這樣來推動科學。”

 

第二，逼良為娼，鋌而走險。“這是我通過親身經歷感受到的。前不久，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給我寫信說，他有一個學生很著急，論文送了幾個期刊都沒有被接受，他認為這篇論文的質量非常好，想看看能不能上我所在的《生物化學雜志》。這名學生畢業快一年了，根據學校的規定，博士畢業后一年內沒有在影響因子在5以上的期刊發表論文，那么學校將廢除他的博士學位。我覺得這個處罰太重了，讓人覺得讀博士6～7年的時間全部付諸東流，這種巨大的落差會使一些人鋌而走險——造假。這叫逼良為娼，是被逼之下不得已為之！”王小凡說。

 

王小凡說，大學和研究所制定這樣的規定也許是促使研究生們拿出好的成果。但科學的進程是不可預料的，如果都能預料，那還做什么科學呢？“科學本身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很多情況下你會發現自己的假說不對，需要修正，再往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