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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正義》課嗎？你聽過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的《死亡》課嗎？剛剛過去的2010年，網上“淘課”正成為90后大學生的流行學習方式。與此同時，不少大學生也在感慨：中國的大學能否多一些這樣的課程？

 

對此體會更深的可能是浙江大學校長楊衛。2010年，浙江大學實行了以教師崗位分類管理為主要內容的人事制度改革，其目的就是要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并且，楊衛認為，經過近10年的“985工程”建設，中國頂尖大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的水平。但在師資的整體水平上，中國大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于外界有關浙大人事改革的諸多評論，浙大校方和楊衛校長極少做出回應。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顯現出浙大的改革決心和信心。日前在京開會的間隙，楊衛校長接受了中國教育報記者的專訪。

 

 

記者：有人說，您做了許多大學校長想做卻不敢做的事。為什么選在這樣一個時間點，是為了落實教育規劃綱要和回答“錢之問”嗎？

 

楊衛：2008年中央決定浙大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試點單位，浙大當時確定要做8件實事，教師人事制度改革是其中之一。所有的改革中，人事制度改革是最為敏感的，學校有關部門進行了大量的調研，最后確定了教師崗位分類管理的改革方案。當然，2010年這項改革措施的出臺，恰逢《教育規劃綱要》頒布和“985工程”三期建設啟動。我們的人事制度改革方向和國家有關政策導向是一致的，也得到了相關部門的支持。

 

記者：類似的崗位分類管理，在國外一流大學中有嗎？

 

楊衛：對比浙大提出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我們發現浙大差距最大的是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其中就涉及教師的崗位設置問題。比如英國牛津和劍橋，其師資結構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學術性崗位，即academic；第二類是研發類崗位，即R&D；第三類是行政管理的職員崗位。美國的情況大致類似。對于不同的崗位，他們有不同的評價標準。

 

目前國內大學的教師考評體系，往往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師，沒有很好地體現“人盡其才”的理念。甚至出現了擅長做基礎研究的，不得不以應用研究來追求所謂的業績。這也是我們這次改革想解決的主要問題。

 

記者：2002年，時任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曾提出，浙大25%的教師承擔了55%的工作量，另有10%的教師只承擔了0.2%的工作量，必須解決業績較低的人員“流出”問題。浙大此前不也進行了教師人事改革嗎？

 

楊衛：1998年浙大實施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四校合并，經過10余年的改革創新，專任教師人數由四校合并之初的4488人，減少到2010年6月的3416人，教師隊伍的素質和結構得到了大幅度的優化。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改革創新是通過類似于“末位淘汰”的方式實現的，我們的學術領軍人物數量遠遠不夠，解決國家重大任務和從事重大科學發現的能力依然欠缺。

 

記者：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您對浙大的改革效果有多大的把握？

 

楊衛：我想可以用另一個視角看。中科院早些時候推出了類似的改革，讓一部分人進入了“創新系列”。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大，但他們做下去了。現在回過頭看，整個科研隊伍比較精干，相當于做了一次普遍的篩選。當然，大學主要承擔人才培養任務，和科學院的情況不太一樣。在教師分類管理方面，有些高校在小范圍內也進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