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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岡山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講師鐘華和工學院講師劉濤為責任人，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被一次性撤銷。這起中國SCI論文饑渴背景下的瘋狂案例曾令國際輿論嘩然。

　　實際上，即便在我國最高水平的科研機構或國家部委高層次的評審中，算數量、比速度，也是比較明顯的問題。一些還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發現，因為其論文發表在國際頂尖雜志，就被國內領導和部門作為突出貢獻而慶祝并給予極大的支持。

　　近年來，我國科研論文發表數量突飛猛進。最新的媒體數據顯示，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據統計，這些科研論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開外。真正極好的論文，在中國還是鳳毛麟角。

　　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科學界如何潛心學術、摒棄急功近利專訪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他一直堅持科研的質量、回歸科學本質，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時年45歲的饒毅從美國西北大學歸國，他曾任該校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其實驗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動物發育的分子信號。饒毅的回國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并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記者：在國內的學術圈中，您的論文數量似乎并不多？

　　饒毅：論文是發表你的科學發現。論文可以看數量也可以看質量。如果用《讓子彈飛》來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槍聲后擊中很多目標，但也可以看看子彈擊中了什么目標。中國現在可能主要看槍響后報捷的喜報用什么材料，就是問發表在什么雜志，而很少人能判斷打下的目標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論文數量比較少，自從2004年有獨立的國內實驗室后，發表過3篇原始文章。其中，兩篇是神經發育：2005年《細胞》報道GSK參與極性形成，2007年《發育生物學》報道ILK參與極性形成；一篇是行為，2008年《自然神經科學》報道鱆胺參與爭斗。

　　另外2005年我應邀在《自然神經科學》發表過一篇述評，評論同期一篇文章，雖然不是我們的研究，但我挺喜歡這篇文章，它對原研究者的結果提出不同的解釋。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實驗室論文數量為零。

　　這是國內實驗室中發表論文特別慢的活標本，可供批判。

　　記者：我發現有個很矛盾的現象，您經常在中國報刊寫文章，好像不低調，但對科學卻很有耐心，又很低調。

　　饒毅：不矛盾。我寫的中文文章，是為了推動改革、為了改善科學文化、為了讓青年學生少受不良風氣誤導，所以數量不能太少。而科學是我的本行，無需在公眾中談。我自然有我的科學交流對象，而且我主張研究過程中積極交流，而不僅限于交流已經發表的工作。

　　記者：很多人對您個人實驗室的情況也很好奇？

　　饒毅：我的實驗室，無論是以前在美國的實驗室，還是后來在北京的實驗室，迄今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實驗室，做實驗完全取決于做實驗者的喜好和自身動力，學生、技術員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們多半很有主見。前不久的組會上，一個學生在回答我建議時說“好”，實驗室其他人員驚訝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聽學生說“好”而不是反駁我。

　　一般來說，我的實驗室不依賴速度的競爭，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討，選擇別人不太做的領域。

　　在美國時，我實驗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經導向分子，特別是1999年發現Slit蛋白質是神經纖維排斥性導向分子。這是我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時發現的。

　　他們都是比我年資高的科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Goodman的年資可以做我老師，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因為1994年證明第一個導向分子的工作聞名于世。1999年我們三個實驗室的論文發表在同一期《細胞》雜志上。

　　我的實驗室當年還有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自然》和《神經元》，報道Slit參與神經細胞遷移的導向作用。因為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該領域做下去。后來，從1999～2009年十年，我們共發表約20篇論文，全部集中在神經導向，以Slit為主，也做過其他兩個分子，所有這些都集中理解一個問題：導向的分子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