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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回國以后呢？

　　饒毅：我希望在中國的工作和我在美國的工作一樣。我回國的時候，估計能做到這點。但是，從發表的論文看，我在中國的實驗室，論文數量特別少。即使如此，我現在也有信心把國內的工作做得比美國的好。

　　這幾年我的實驗室研究方向從發育轉到行為。實驗室一些學生探討和摸索了不同的行為范式，最后我們決定做社會行為的分子和細胞機理，用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途徑，剖析動物間相互作用的機理。這種轉型，本身需要時間。我們進入新領域，行為領域的人不熟悉我們。行為和發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觀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實驗，我都至少看兩個以上學生重復的結果，不能出紕漏，必須嚴謹。所以，對于自己實驗室的“慢”，我覺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記者：如何解讀這種“慢的標本”？

　　饒毅：科學研究的慢，不是偷懶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結果出現慢，但研究者積極思考，積極推進研究。

　　是否慢與個人風格和特色有關，也和研究的性質和領域有關。我們實驗室因為研究性質、轉型、風格、時期等多種綜合因素，不可能快。我們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們的目標，質量和高度更受重視。

　　在科學界，有少數科學家個人的產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許可以說，這是學術界都喜歡的“西施”，我們實驗室很尊重和羨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學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東施效顰”。

　　記者：論文發表的雜志好像大家覺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饒毅：在哪個雜志發表，說明當時一些同行對論文質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幾個審稿人的看法，有時可以出現偏頗，而且有時間問題。所以，雖然發表的雜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會出現不準確的時候。

　　比如，神經生物學近年最重要的一個技術發明是光遺傳學，就是用光來操縱分子，發明技術的兩篇關鍵論文，值得獲諾貝爾獎，但它們在《自然神經科學》和《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發表，而很多相關的后續文章發表在《自然》、《科學》和《細胞》上。

　　這是因為剛剛出來時，幾個編輯和審稿人沒有馬上意識到其重要性，而后來大家很快都意識到重要性，所以后續的文章刊登在更顯眼的地方。其他領域也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所以，一定要看內容、做學術判斷，而不能單純看發表雜志的名稱。如果只看雜志名稱，那么我們各個單位就不用科學家，而可以請初中生來評價科學了。

　　記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壓力？

　　饒毅：目前中國科學界比較求快，對我也不例外。

　　有人譏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國，有人認為我只能寫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認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談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誡我發表論文比發表議論重要，而且應該又快又多。實驗室的學生也有善意的擔心。我不愿騷擾實驗室學生，不會經常催結果，而是有問題就討論。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選擇。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礎，而且2005年在中國發表過一篇《細胞》論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續一些時間，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壓力，不脫離自己的特點轉而追求急功近利，還可以承受慢一些帶來的壓力。

　　記者：對于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議？

　　饒毅：對于中國的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年輕的研究者，目前比較難，如果做得慢的，在國內壓力會比較大。

　　我現在愿意出來講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別支持。我接受中國青年報的采訪，就是想提供一個標本，希望國內多一些單位能選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在目前情況下，選擇優秀的人、有潛力的人、積極工作的人，即使他們“慢”，也支持他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錯了，也沒人責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錯的時候，作為各級資源掌握者、決策者，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今后最重要的科學發現，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徑，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學工作者根據各自特點，有所選擇，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