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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童兵是中國第一位新聞學博士。198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就學，師從甘惜分教授——全國僅有的3名新聞學博士生導師之一。半年時間里，童兵曾看了四千多篇論文。即使是這樣，面對7名答辯教授，他仍然相當緊張。

 

童兵于1993年成為博導，1999年后至今，他經歷了博士學位的含金量急速縮水的過程。

 

一組統計數據是，截止到1999年8月30日，中國共授予博士學位5萬余人；而截止到2009年8月31日，累計授予博士學位33萬余人。十年之數，遠超過去20年5倍有余。巨大的增幅出現在1999年“擴招”之后，如今中國的博士“年常量”在4.8萬人左右，已經成為超過美國的博士大國。“擴招”被認為是“學位大躍進”和學位貶值的直接原因。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回憶，直到1999年6月，招生計劃還未定下來。最終當年擴招52萬左右，比上一年增長47％左右。到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增至1900多所，一半以上是擴招后新增加的學校，其中一大部分是中專升上來的，培養出來的學生質量自然難以保證。

 

幾年之后，“擴招”的影響終于顯現。2005年以后，教育主管部門開始控制大學招生數量和碩士、博士點的增長規模。另外，近幾年教育部的各項措施也正在規劃化、細微化，比如博士質量調查、博士授予點評估等。

 

但一些學者認為，如果不在學位制度上給予改革，這些技術措施難以挽救“學位大躍進”的現實。而在培養人才上，也難以做到自主。

 

知名性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說，比如每年要招夠兩個博士生，招一個就算沒完成任務，要扣錢；碰不上好學生，也不能不要；課程設置完全由不得他，比如“性社會學”這門學科原本并不是很多人想學，但因為和課時考核掛鉤，“不得不大班上課”。甚至把社會學和人口學合在一起考，“這不是胡扯嗎?兩個大的學科合在一起考，讓人怎么考?”學者們希望通過包括學位授予權在內的自主辦學，用市場的手段，來調整教育的增長和分配，從而消融學位大躍進之憂。

 

據南科大校長朱清時記者透露，他希望教育部能夠批準他自授學位，目前他正遵從教育部的要求，擬寫一篇報告。他的設想是，南科大培養的學生，只要社會承認——畢業后能夠表現出良好的專業能力，那么自授學位的理念就會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國家學位制度的狀況就能有一個新的突破。

 

而紀寶成的建議可能會更容易得到主管部門的認同。這份建議并不強調學位授予權屬于國家還是學校，而是強調“確立國家學位最低標準，采取國家認可下的學校學位模式”。

 

這一模式意味著取消頒發國家統一印制的學位證書制度，國家僅僅對學位的授予標準制定最基本的原則、標準和程序；學位授予單位(一般指大學或科研單位)根據學校自身的情況自行制定學位授予規則，頒發學位。這樣，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就從審批改為宏觀上的行政指導，從而使學位授予單位在學位授權審核、學科設置、學位評定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事實上，接受記者采訪的數位專家和大學校長都對學位制度改革的前景表示一定程度的樂觀。“畢竟高校自主辦學已經是社會各界的共識。”熊丙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