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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日趨嚴重是不爭的事實。要改變這個狀況，首先需要弄清原因所在，才可能對癥下藥。在沒有明確原因的情況下，出臺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總讓人感覺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首要動因是對于GDP的追求。眾所周知，對于GDP的熱情曾經是全民性的。如果說行政部門是追求GDP的數量指標，體育界是追求奧運會“金牌第一”，那么，在大學中的反映就是對于論文數量的狂熱追求。我們過去總認為，內容是重于形式的，但事實上，在某些時候，內容的認定只有在形式達到極致之后。2008年奧運會上中國取得金牌第一時，我們才突然發現中國根本談不上是“世界頭號體育強國”，在全民體質上，甚至低于一些二流體育強國，所以近兩年，“全民健身”成了新的口號。而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老百姓的收入、他們對社會的認同感和滿意度并沒有相應提高和增強。于是，今年開始，從國務院到地方省市已經將原來的GDP標準轉向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此時，中國大學究竟何為呢？也許從樂觀的角度看，改革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現狀的契機已經出現。因為中國學者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加上國內刊物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按照英國皇家學會的預測，2013年中國在國際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形式上的虛榮得到滿足后，下一步自然應該是內容上的充實和豐富。表面看，追求論文的質量仍是“重科研”的表現，離改變“重科研，輕教學”的訴求依舊有距離。但其實，只有當大學的科研由重數量轉向重質量以后，才具備了改變“輕教學”局面的前提條件。

 

具備前提條件并不意味著改變的開始。像前不久媒體報道的沈陽師范大學“教學為主”教師崗的設置，就不算什么“新聞”。因為至少十幾年前，有的名校就著手相關的操作，隨后其他大學中的仿效者也不少。可中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恰是在這樣的所謂“創新”之下變得愈演愈烈的。最近有關浙江大學設置“求是特聘教學崗”的報道，也明顯夸大了實情，其中對未來效果的預測，更是顯得過于樂觀。因為只要將據說待遇堪比長江學者的“求是特聘教學崗”的數量（報道上說是6人）與該校的長江學者和各類特聘教授的數量對比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了。

 

當下中國大學管理上的兩種傾向相當明顯。一種是不顧一切地重科研成果的數量，以“軍令狀”的方式管理科研，我行我素，對社會的走向、大學的未來以及社會上各種回歸教育本質的呼聲置若罔聞。這種兼及近視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GDP式的政績追求的表現。這對于大學教育的負面影響已經顯露，并且會在不遠的將來充分暴露。還有一種是希望跟上時代的步伐，但又不愿意放棄原來的思維和可能的利益，于是取兩相兼顧的姿態，既重科研數量，又想保教學質量，試圖畢其功于一役。

 

前者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本不必多說，但是在質疑和糾偏的過程中，又出現了新的矯枉過正的問題。現在，無論是媒體，還是有些大學內部，呼喚重視教學的聲音似乎走向了大學唯有教學合法，其他都缺乏合法性的另一個極端。這種將教學與科研對立起來的觀點，固然有著善良愿望的支撐，但卻從根本上動搖了大學之為大學的基石。不要說當年洪堡改革柏林大學時是如何確立大學的基本原則的，就是現如今的美國研究型大學，即便以所謂社會“服務器”為號召的斯坦福大學，也同樣沒有任何放棄科學研究的念頭。難道中國大學真的要創造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個性”嗎？其實，從課堂教學過程看，研究的重要性也是隨時體現的。沒有研究經歷、研究水平不高的教師，只能是講臺上的空洞的表演者，而不可能成為人生的引領者、思維的啟發者和新知識的傳播者。在現有知識中打轉，充其量只能成為一個三流的魔術師。通俗地說，大學放棄了科學研究，就只能淪為“后中學”。

 

關于后一種方式，如果不是一種純粹的理想，那肯定就是無奈之舉或者權宜之計。從本質上說，追求論文數量與大學教育是相悖的。片面的數量追求就必然以忽視質量為代價。反映到教學中，當然就是只注重課程的數量而輕視課程本身的質量。再往深層說，數量追求是將教師當成生產機器，把科研成果的生產當做流水線作業，教學過程也不例外。教學只能是注重課時量，注重外在的規范和標準，學生自然也逃不脫被機械化、標準化的命運。總之，一邊追求數量，一邊又強調教學的重要，是不可能達到彼此相得益彰的預期的。

 

當然，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但在自主權尚無法落實時，有關部委政策的切實改變以及對于大學評價標準的及時調整就是關鍵。對大學本身來說，如何主動地通過體制創新抓住改革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現狀的契機更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