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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太平洋大學聯盟主席楊祖佑對此深表贊同，他說，文化交匯是聯盟的核心，并以此為基礎在各個大學間構建合作關系，推動整個環太平洋地區及全球社會的文化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匯是世界大學構建全球知識網絡的必然結果。

 

對于全球知識網絡的形成，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分析，從歷史上看，全球知識活動的分工從地理上是不均衡的。與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相比，發達國家的大學在知識生產和傳播活動中，往往為自己設立更加寬廣的使命，并具有更強的能力。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由于能力和資源所限，往往只能滿足本地知識活動的需求。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迅猛發展，全球知識生產和傳播的版圖也在發生變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發現，他們要想更好地為本地服務，必須加入全球化的知識網絡。

 

對于世界大學面臨的全球性挑戰，顧秉林認為高等教育機構有責任和義務來解決這些問題，但與此同時，這也給世界各地的大學自身帶來了很多問題。例如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和財政壓力，許多大學的預算被削減；大學的形象也從象牙塔轉變為和企業、社會合作進行知識交換的市場，公眾和社會對大學的要求越來越高，而批評的聲音則越來越強等。

 

由此，當今大學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便是如何能夠更好地實現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使命。

 

 

“通過一些包括教學、研究和服務在內的基本行為；通過培養高技術的人才，使他們能夠在經濟、政府和社會服務中任職；通過創造新的知識和技術；通過推動社會運轉，為社區和國家提供服務，我們都能夠直接、迅速地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的生活，這都是我們的目標。”南非開普敦大學校長普萊斯（Max Price）在演講中給出了上述高校服務社會的多種方式與途徑�！案叩冉逃龑τ诮洕鐣陌l展非常重要，可以作出卓越貢獻�！彼J為這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以后，南非的大學開始融入全球化。普萊斯同時指出，在提到中國和南非的大學加入全球大學體系的時候，就會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這個體系的基礎是什么？通常，一個體系是以共同的規則和價值觀為基礎的，那么全球大學體系的規則和價值觀是什么呢？

 

普萊斯對此給出了自己的回答，“開放寬容的思想，鼓勵創新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當今大學共同的價值基礎。在這種基礎之上，當今大學具備了一種功能，就是“保護使開放社會成為可能的條件”。

 

他進一步解釋道，“開放的社會”，意味著科學家都應當以真理為基礎開展科研，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他說，這個價值基礎在治國理政和社會發展領域也是一樣的，所有的學術分析家和社會學家，都要確定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有利于學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在社會決策方面，只有經得起民眾考驗，只有允許不同思想的碰撞，才能保證決策的質量，才能確定我們的決策是最合理、最科學的。確保思想自由的交流，使他能夠影響政策的制定，這就是“開放社會”的精髓。

 

由此，大學作為知識的權威擔負起了一個獨特的責任，不僅能夠為社會提供服務，還應當為社會進步提供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