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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材，幾乎都是在劍橋、牛津和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名校誕生的，國際上廣泛使用的物理化學教材，1999年牛津大學再版時，已經是第48版，歷年來經過了很多知名學者的修改。

 

據了解，國際上一些非常杰出的學者都在編寫教材，比如經濟學領域，國際上流行的經濟學教材基本上是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經濟學大家在撰寫，而國內編寫教材的知名學者相對來說就少了很多。

 

許多人認為寫教材是“小兒科”，體現不出學術水平，但楊德廣表示，“教材的編寫應該是難度最大、水平最高的”。

 

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兼新聞辦主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日前談到教科書的編寫和評價時也表示：這是一項非常具有專業性、學術性的工作。教材的編寫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考慮時代背景，又要考慮學生的認知特點。

 

張斌賢分析，目前經典教材難以出現有幾方面的原因：第一，高校教師編寫教材的熱情比過去要高一些，但對于編寫一本可能稱之為經典教材的投入還不足，追求數量、追求速度而輕視質量。第二，部分教師出于利益動機而不考慮或至少不主要出于質量或適用性的原因選擇使用教材，使好教材難以在較大范圍使用，從而不利于調動優秀學者編寫教材的積極性。第三，我們的教材一旦寫完不再修訂；有的教材雖然也出修訂版，但修訂的幅度、程度都很有限。

 

別敦榮說，一般來講，一位教師教的科目比較多，不能每門課都自己編教材，勢必要使用別人編的教材，這樣，就會帶來一些現實的困難。有的教材過于個性化，有的過于通俗化，還有的相互之間差不多。前些年就有人反映，某一門課的300多本教材基本上是一個模式。這樣的教材整體水平必然不高。

 

近日有媒體報道，教材專著化傾向顯著。許菲認為，專著的主觀性較強、綜合性較弱，在大學階段學生們正在學習“是什么”的時候，有可能使其立場不夠客觀、視野趨于狹窄。在她看來，大學階段的教材內容更應側重于基礎知識，專著則可以作為閱讀輔導材料。

 

別敦榮也認為，教材和專著的性質不一樣。教材是為教學服務的，其作用在于給學生提供本課程的總體框架和基本理論，內容涵蓋各相關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專著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圍繞某一專門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嚴格來講，教材專著化是不合適的。但在教學中，教材和專著應該配合使用，而且應該選用很多專著，與教材相配套使用，才能反映教學的要求。

 

“關于如何編寫教材，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完全在于教師自己把握。當然，很多教材是由編寫小組一起合編的。”別敦榮說，“根據我編教材的體會，教材內容的水平和層次要把握適度，要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像專著能寫多深就寫多深，教材需要根據學生的知識基礎、考慮學生的學習領悟能力。”

 

張斌賢認為，編寫教材或專著對不同年齡的大學教師來說情況很不一樣，很難說哪個更容易。對新入職和入職幾年之內的教師來說，寫教材恐怕不是他們擅長的事情。他們更多的應該是圍繞某些專題開展研究，也可以嘗試寫一些選修課的教材。對基礎課來說，編寫教材需要一定的教學經驗，需要對課程知識體系比較完整的把握。因為教學與研究不同，研究可以圍繞一個專題做得很深，而教材需要完整、充分地反映學科的知識體系，不是說自己擅長的就寫很多，其余的少寫或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