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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長時期以來，在許多大型的教育報刊上，都可以看到“教授治學”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其所以引起筆者的好奇，是因為這個概念是與“黨委領導、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民主管理、共同參與”等概念排列在一起，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基本內涵或原則示世的。其基本意思是：教授要參與大學中的學術管理。其中的“治學”為“治——學術管理”。最早在一些教育類文章中提出和呼應這個概念的人，都是一些有來頭的人。他們要么是著名大學的領導，要么是管理學科的著名學者，以及教育行政機構的官員，在社會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可能不懂漢語的基本規范，但這種提法還是讓人感到別扭和迷惑。

 

帶著這些迷惑查閱《現代漢語詞典》（P1490），發現該詞典對“治學”的解釋是“研究學問”。這和筆者理解的“治學”含義一樣。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治學”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如《現代漢語詞典》所言，指“研究學問”呢？還是如“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所言，是指“治——學術管理”呢？抑或二者還可以相互轉換、變通呢？

 

這顯然是個類似于“撼祖國強盛”一樣的“雷人”問題，因為這兩個“治學”概念之間完全沒有相通性。

 

這樣一個讓人莫名其妙的概念，是怎樣堂而皇之地登上理論平臺的呢？審視這個概念的產生過程，似乎有這么一些原因：在世界大學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中，都有“教授治校”的內容，而且教授作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其作用實在無法簡單地抹殺，但在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中，“治校”概念已經被校長占用，有人就別出心裁地提出了“教授治學”的概念，以此來表達讓教授參與大學學術管理活動的內容。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是在我國教育理論界開始討論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時出現的，其用意似乎是為了阻止有的學者提出的“應該引進國外大學‘教授治校、大學自治’制度”主張的。在“治校者”只能有一個且“校長治校”原則絕對不能放棄的情況下，“教授治學”的概念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它使現代大學制度理論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邏輯性和完整性。

 

從表面上看，“教授治學”確實是個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撫了教授要求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意愿，為發揮他們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機會。一方面又不破壞大學中的基本領導結構，特別是不會影響校長在大學中實質性的核心地位，維護了大學中傳統的“統一集中”制度，使我國大學制度與世界大學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體現了大學的“中國特色”。這樣的大學制度理論設計也會使教育當局如釋重負：既有一種理論可以應對社會輿論中要求教授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壓力，又不會因為所謂的大學制度改革而使原來的權力、利益結構發生變化。只是這樣的大學制度設計，不僅無助于解決我國大學中的實際問題，而且還形成了大學制度理論中的內在矛盾，使所謂的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從一開始就處于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矛盾之中。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顯然是一種為了應對“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應該恢復大學教師的主體地位、需要引進‘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內容而產生的對策性概念，而不是一種立足系統、先進、理性的教育思想所細心創造出來的，符合大學歷史經驗、傳統，規律的、成熟的制度概念。在這個概念的精神意蘊中，融匯了明顯的工具性、權宜性意味。其為了讓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在表面上能夠講得通，不惜違背基本的漢語常識，憑空杜撰概念的做法，顯然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行為，目的不是為了解決大學中的思想矛盾和制度危機，而是為了維護現實的大學制度，以及由這種制度所形成的權力和利益。

 

綜觀“教授治學”概念的出現過程，有一些問題令人難以釋懷：為什么有人不惜違背漢語常識，刻意地杜撰一些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概念，以維護已經深為社會詬病的大學制度呢？這其中顯然有難為人道的玄機。對照在“大學去行政化”爭論中一些發言者的立場和訴求，不難看出在所有這些關于大學制度改革的爭論中，始終存在著一股反對大學制度改革的力量。他們的言論從表面上看，是基于一種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實際上則是基于對既得利益維護的動機。任何大學制度的人格化，到最后都會演變成具體的利益結構，只有對利益的強烈追求，才會使一個有文化、有知識、有地位的人，失態地去強詞奪理、杜撰概念，賣力地維護一個有問題的體制。

 

尊重真理，尊重規律，謹守常識，不曲學阿世，不欺世盜名，理應是大學的基本準則。只是已經被官本位風氣嚴重浸染的大學，還能有這樣的自尊心和責任感嗎？還能走出實用主義的傳統和邏輯嗎？（作者王長樂為江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