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早報記者的觀察，我們想客觀地告訴讀者，這位令人尊敬的優(yōu)秀年輕學者，他生前承擔的是怎樣繁重的工作，他的生命在“高期望值”的工作目標中，慢慢消逝。
“他再也不用說‘忙工作’了。”何勇的夫人不時擦著紅腫卻已掉不出淚水的眼睛。連妻子晚飯后要求散步的小小心愿都未能滿足的何勇走了，他回絕妻子的理由一直是“忙工作”。
運籌學界的重大損失
何勇帶隊的浙大數(shù)學系分支運籌學與控制科學目前已位列全國前列；他指導的本科學生兩獲亞洲高校僅有的國際數(shù)學建模競賽特等獎，他帶的第一個博士生談之奕28歲就被評上副教授。何勇安徽安慶人，1985年，年僅16歲的他考入浙大，1989年被保送研究生并提前半年畢業(yè)。攻讀在職博士時再度提前一年半畢業(yè)。留校任教后，他先后被破格提拔為副教授、教授，任浙大運籌學與控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成為浙大數(shù)學系最年輕的博導。
在他離去不久，浙大數(shù)學系為他建立的悼念網(wǎng)頁上，國內外同行留言痛心表示，何勇教授的英年早逝是“我國運籌學界的重大損失”。
工作考評是平均得分3倍
何勇總是風風火火，精力充沛，一學年內他的工作考評是數(shù)學系平均考評得分的三倍。因此他的去世不僅外人想不到，“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所以他對自己身體很不在乎。”何勇的妻子哽咽著說。
今年5月31日，一向身體無恙的何勇突然發(fā)燒不止，“但他一直認為沒事”。6月9日以后，他還帶領學生參加高考閱卷，此時他已發(fā)燒至38℃。“但他很能忍，總說工作忙因此不去醫(yī)院看病”何妻說，“還是我給他去醫(yī)院配的藥”。后來何勇實在是挺不住了，去醫(yī)院一檢查卻已患上不治之癥，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彌留之際的何勇躺在病床上曾迷迷糊糊地說：“卸下我背上的書包”，“書包里有本書拿給我看。”他的同事張國川在紀念何勇的一篇文章里寫道：他已經(jīng)沒有力量自己放下那沉重的書包，但他仍然渴望著里面的書籍。
最了解丈夫的妻子卻表示知精力充沛不是何勇的全部。“他經(jīng)常一回家就喊累，然后總要躺在床上休息一會。”何勇的妻子說，過度的勞累讓他很煩躁，幾乎沒有什么心情陪7歲的兒子玩耍。而晚飯后陪自己散步也成了妻子時時盼望卻實現(xiàn)不了的心愿。
多身份的學術帶頭人
何勇的碩士生、博士生導師姚恩瑜表示，“作為帶頭人，他壓力自然更大，這也是一種事業(yè)心、責任心的表現(xiàn)。何勇是浙大運籌學與控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是運籌學科的帶頭人，他跟同事們擰成一根繩決心要把運籌學做成不僅僅是全國有名甚至是國際上有名的學科。除了所里的工作，他身上還有很多任務，諸如科研、教學、學術交流。他帶了15個碩、博研究生，是全系帶學生最多的導師之一。
同事張國川及他帶的博士生談及何勇亦印象深刻：“能者多勞，領導總是予以重任，多給他布置任務，而何老師脾氣好，往往都會接受。”就在何勇去世之時，他還承擔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排序問題的高性能算法”。
知識分子平均壽命下降6歲
另據(jù)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9歲降到了調查時期的53歲，這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人均壽命75.85歲低了20多歲。
新聞鏈接：高知分子“過勞死”頻發(fā)
蕭亮中，男，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學者。終年32歲。據(jù)《南方周末》報道，1月5日凌晨蕭亮中在睡夢中突然與世長辭。擊倒這位年輕人的，是過度的勞累和生活壓力，以及他內心郁積著的焦慮。
焦連偉，男，清華大學電機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講師，終年36歲。據(jù)《新京報》報道，1月22日晚焦連偉突然發(fā)病去世。親屬及同事認為，這或許與他長期的超負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壓力過大有關。
高文煥，男，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終年46歲。1月26日中午，高文煥因肺腺癌不治去世。醫(yī)生診斷認為，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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